今年是“五四”90周年，先前已有各路学者为此唇枪舌剑地激战了一番，中心话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下简称“五四”)是否曾彻底抛弃中国文化传统？笔者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一般认为，“五四”的旗帜是“民主”和“科学”，旗手是陈独秀和胡适。但详考历史，至少应把蔡元培也列为“五四”旗手之一。陈独秀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个中缘由，在于蔡氏因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而使北大和自己都站在了“新潮流”和“新风气”的前台。
但是，作为“五四”旗手之一的蔡氏，并没有跳出“过去的掌心”。他熟稔儒家经典、深受儒学熏陶，1911年留学德国期间，他在学生注册时填的宗教信仰是“儒教”。或许蔡氏此举本出无奈----基督教国家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甚至比“异端”还可怕----但至少说明，儒家传统依旧是他内心的底色。
事实上，蔡氏一生都不曾全盘否定过传统。1919，林纾误责北大“铲五常”，时任北大校长的蔡氏回答说：“至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1934年，有人征求有关读经的意见，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氏回答说：大学生读经是可以的，中学生选读经典名篇也是可以的，小学生读经是有害无益的----不过读一些白话文翻译的经典名篇也无妨。
不难看出，蔡氏虽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但并不主张抛弃中国文化，而是一只眼睛望着西方文化，一只眼睛望着中国文化，希望中西文化并育不害或交相融合。代理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曾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
新儒家冯友兰认为蔡氏身具“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君子，甚至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另一位新儒家贺麟则认为，遑论温和的蔡氏，即使激烈反对儒家文化的人，也是“大多数具有儒家思想而不知，不能自觉地发挥出来。表面上好象在反对儒家思想，骨子里代表的正是儒家思想。”因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绝非西方文化独有的价值，同样蕴含在中国文化之中，只是内涵有所差异隐而不彰而已。
冯、贺二人意见准确与否姑且不论，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五四”时反传统的人，都或多或少为中国文化预留着空间。胡适一生主张“谈论问题”和“整理国故”，到了晚年更是呼吁“中国的文艺复兴”。李大钊则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
所以，“五四”时期反传统人士文化诉求的实质，用张申府的话说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而不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此外，即使在反传统蔚为高潮的时期，以陈汉章为代表的“孔教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等，仍是高举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为儒家文化不懈陈辞，彰显出“五四”时期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更不用说“保守派”了，都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过去的掌心”，充其量是“两只眼睛”看世界亦即同时面向中西文化开放自己的心灵。今人往往简单地将“五四”的文化诉求等同于“全盘西化”，实在是一大误解！
至于时下某些想跳出“过去的掌心”的人，动辄以上述误解为出发点，声言要搞“新启蒙运动”，将矛头对准刚刚复苏萌动的国学热，则是不仅戴着有色眼镜，而且是“一只眼睛”看世界了。笔者以为，“新启蒙”倒应该有一场，不过不是“西学再启蒙”，而是“国学再启蒙”，以此来绍续“五四”的真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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