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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林斯基的游击战真是百试不爽

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头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幼稚、真诚和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他说:“如果长头发对交流造成障碍,那就把长头发剪掉。”这个人就是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过着书立说、培训学生、亲身实践,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最坏的变种共产主义者。

除了崇拜列宁、卡斯特罗等共产主义独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对魔鬼撒旦也赞美有加。在他流传最广的著作《激进分子的守则》(1971)一书的题词里,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cif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后有知,他会毫无保留地选择去地狱,并且开始组织那里的无产者,“因为它们是我的同类”。[1]之所以称他为“变种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

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绝正面说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世界上存在着有产者(the have)、少产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无产者(the have-nots)。他号召无产者对有产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抢夺财富和权力,实现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他强调可以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同时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有学者称他为“后共产主义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宁”和“军师”。[2]在《激进分子的守则》这部书中,阿林斯基系统阐述了“社区组织”(communityorganizing)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守则包括:“速战速决;对敌人保持强大压力;威胁比打击更可怕;讽刺是最强大的武器;分化敌人、孤立目标,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等。

[3]规则的实质,就是为了目标、为了攫取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看似干巴巴的“社区组织规则”,在实际运用当中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1972年越战仍在进行,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前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演讲。反战学生向阿林斯基寻求建议。阿林斯基回复说,公开抗议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议者被开除,不如穿上3K党的装束,每次布什为越战辩护的时候,都起立喝采,挥舞写有“3K党支持布什”标语的牌子。学生依计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声势。[4]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策划的另外两次抗议活动。1964年,为了胁迫芝加哥市当局接受其条件,阿林斯基策划了一个阴损的抗议计划。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阿林斯基设想,如果在机场外面抗议,即使组织几千人也无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长时间占据机场内的厕所,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芝加哥市当局将成为国际丑闻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实施其计划,大概需要2500人。在实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芝加哥市当局,当局只好乖乖地请他们前去谈判。

[5]为了胁迫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当局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设想了一个同样阴损的招数。罗切斯特爱乐乐团的演出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视这一传统。如果能够打乱乐团的演出,让罗切斯特市成为全国人的笑柄,那会逼迫市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阿林斯基策划的行动是这样的:雇一百个黑人,给每个人买一张音乐会票,演出之前,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晚餐,只有一种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这些雇来的观众肯定会不断放屁,这就把一个高雅的文化活动毁了。消息传出,市政当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条件。[6]阅读阿林斯基的书,给人一种阴险冷酷的印象,让人不寒而栗。他倡导的所谓“社区组织”是一种渐进式的、改头换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论和实践”有这样几个特点。[7]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辞上还有一层“理想主义”色彩,阿林斯基剥除了任何“理想主义”的外衣,把革命变成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他在进行“社区组织”培训的时候,会例行问学员:“你们为何进行‘社区组织’?”有人会说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时阿林斯基会朝他们吼道:“你们是为了权力而组织!”他的培训手册这样写道:“我们不因不要权力而富有美德,却会因不要权力而变成懦夫。”“有权是好的,无权是恶的。”其追随者的培训手册上竟然说:“把你们教会和团体里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第二,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调地反政府、反社会,对此阿林斯基不以为然。他强调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进入体制之内,甚至表现出一种合作的姿态,伺机等待或制造颠覆的机会。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终目标是毁灭和颠覆,而不是给任何人群带来好处,因此在实施其计划时,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阿林斯基说:“在任何革命性变革发生之前,群众对变革本身的态度都必须是被动的、肯定的、不对立的。”“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个深受阿林斯基影响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头目一语道破了激进抗议行动的实质:“问题的意义不在于问题本身,问题永远是革命。”60年代后的激进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响,他们“创造性地”把一切社会问题引向对当局和体制的不满,任何社会议题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推进革命的垫脚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变成一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游击战争和全面战争。在说明其“社区组织”策略的时候,阿林斯基告诉其追随者,要让抗议行动作用于敌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个组织人数足够多,就到光天化日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让敌人看见;如果人数不够多,就躲在暗处大肆鼓噪,使敌人听到,感到震慑和惊疑;如果人数太少,连呐喊鼓噪都做不到,就把那块地方变得臭不可闻。

第五,在其政治行动中,阿林斯基强调利用人性最邪恶的部分,包括好逸恶劳、贪得无厌、妒嫉、仇恨等等。有时他领导的行动会为参加者争取到一些蝇头小利,但这只会使其更加见利忘义、鲜廉寡耻。为了颠覆自由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沦丧人的道德;一旦掌权,他也绝不会顾惜从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这是一个简单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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