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经济会让人变好吗？
坏经济时代来了，大国们开了个G20的会，会后，各人的问题仍然需要自己解决。
坏经济的解铃人，不是经济学----凡事想开一点只是“小民的招”，接受考验是这个自利与排他的物欲社会，接受质问的是权者通赢的功利时代。
新周刊2009年第10期封面
艺术家艾未未说，坏经济不可能使人变好，但可能使人变乖一些；社会学家周孝正说，坏人不能突然变好，好人也难突然变坏；哲学家何怀宏说，这至少可以使我们变得聪明一点、超脱一点；生活也丰富一点、多面一点。
坏经济令我们失去平衡，但也让我们思考。全球性金融危机让年轻人学会存钱，让精英变得尊重传统，亦让追求财富累积的大众生活方式有了更多方向。
让坏经济拯救我们吧！
多少年后，我们才会明白，这场经济危机主要不是为美国人而来，更是为中国人而来的。中国转运，转危为机，需要行动派。
国学老人梁漱溟问：“这个世界会好吗？”88年后的今天，经济危机正向全方位渗透，一片惨淡萧条，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威胁着这个星球的未来，梁氏之问又重来：“这个世界会好吗？”
人均国民收入1000-3000美元型社会处于动荡期，这是经济学家的判断。此时期社会学家的描绘，是民众物欲高涨，伴随维权事件频仍的转型动荡景象。中国当下就处在这个阶段。
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清华的孙立平概括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四个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这四个趋势将决定中国社会未来走向。
明眼人早就看出，今次金融危机美国与中国属于不同版本。历史类比看，中国的危机更类似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产过剩的危机，数亿人口的过剩劳动没有了买家。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则更似美国九十年前，需要老罗斯福总统的平权和反垄断运动，而非小罗斯福的经济新政。只有将经济危机看作实施社会改良契机，由此，中国方能转危为机。
政府救市还是民间救市
有时候恍惚历史在重复，只是换了股份制或金融并购一类的新名头，可本质上还是攫取民富。比如一桩鲁能案，权贵阶层一转手即是几十亿差价利润。愤青们的口水自然有其正当的理由。
经济危机会是一个平权与均富的好机会吗？
如果是，中国当抓住这个机会，将30年来积累的贫富不均、中产瓶颈等问题一揽子解决掉。“国有财富”(国有似乎变相为利益集团所有)向国民转让。张维迎等学者提出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张曾提出将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一半分发给百姓，这笔储备在海外的投资正面临巨额贬值。
张维迎的另一项大胆提案，是发放国有企业股权，而非消费券给全体中国人民。拿出40%即约6万亿，让百姓持有资本收入，这等于给他一个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只给一个鸡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这项提案的关键点在于释放民间活力。民间活力决定投资方向，造就中国未来发展。由于利益格局封闭，这股劲都一举压在股市楼市上。中国改革开放，一句话，不就是释放民间活力吗？所谓改革理论，不就是民间创举和创新的总结吗？道理好像一讲就清楚，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已跑掉”，愤青的口水能打掉或至少打动利益集团吗？
净空老法师在《和谐拯救世界》中表述了东方理念拯救地球的类似说法。而在九十年前，是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救亡图存。
与大师们的宏观判断不同，眼下微观世相我觉得怎么也对不上号。
我看到的是广州火车站民工们迷惘的面孔。飞扬跋扈的既得利益者为所欲为。面对行乞者路人冷漠的表情。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郁闷到跳楼。网络上对经济学家喊打喊杀，海归派谢国忠则是一头狗血的“当代中国川岛芳子”。好像文革还没结束，正以某种方式延续着。
前年观看热片《崛起的大国》对照本国当下时，也会产生这种对不上号的感觉。分明是小国寡民嘛。
中国离大国心态相差尚远，休提拯救世界，妄论领导地球。
国家如人的肌体，会自动调节，哪怕以灾变的方式。希望坏经济能让我们变好。多少年后，我们才会明白，这场经济危机根本不只是为美国人而来，更是为中国人而来的。
心能转物。心变，则世界为之变。中华民族的大运道才有上升的可能空间。不知这么说，大师们认同否。
聪明一点、超脱一点；生活也丰富一点、多面一点
文/何怀宏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等，译著有《沉思录》、《正义论》等。
导语：所谓坏经济“使人变好”，如果不是说使我们变得高尚一点的话，至少可以使我们变得聪明一点、超脱一点；生活也丰富一点、多面一点。
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要看坏到什么地步。
如果经济坏到生存的底线，所有人都来抢夺必需的基本生存资料，那这样的坏经济绝对是坏事，它不会使人变好，只会使人变坏，哪怕开始只是少数人越轨，但不久恶就会迅速蔓延(很少数具有潜在圣徒气质的人除外，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怎么受经济影响)。甚至于经济坏到只是由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来承担坏经济的后果，他们失业或就业无望，看不到自己生活的前景而陷入绝望，这也很不好。
但如果经济只是坏上一阵子，只是坏到收入减少甚或只是停滞不前，要过一阵“紧日子”了，那还真有可能使人变好，或至少不会变坏。这时我们也许只能说，经济坏就坏一阵吧，我们不妨安之若素。不安心又怎么办？首先我们得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我们自己几乎无能为力改变，总统、首相、总理、主席都没多少招，我们着什么急？我们甚至也知道了经济总有它自己的循环周期，你常常并不很清楚它是怎么坏起来的，也不一定很清楚它怎么又好起来了。或清楚了也没有多少办法，历史是一个合力。只能“凡事想开一点”，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只是“小民的招”。
这里的所谓“使人变好”，如果不是说使我们变得高尚一点的话，至少可以使我们变得聪明一点、超脱一点；生活也丰富一点、多面一点。不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至少是“吃一堑、长一智”。旅行坐不了飞机、住不了好宾馆了，就当一回背包族也不错；进不了健身房了，就去爬爬山也不错。饭总还是能吃饱的。如果那天饭都吃不饱了，那自然另当别论。
还有，如果说现在经济的机会少了，人也可能不太那么忙了，也许正好有点闲空来琢磨像“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这样古怪的问题----比如说，“会使人变好”的经济难道还是“坏经济”吗？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中的一些概念还是有不少含混性。这里的“坏经济”是指不好的“经济状况”还是“经济体制”？而“好”是指人们生活的“好”(快乐幸福)还是指行为、德性的“好”(正直高尚)？不过，我们可以认定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坏的经济状况一定是和坏的经济体制有关的，而好的生活无疑也要包含各方面的好。
我们在生活中首先感受到的“坏经济”自然就是我们的经济收入下降了、物质生活变差了，而追根溯源，我们可能会认为现行的经济体制出了问题。今天世界上的经济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努力为主的市场经济，一种是政府控制主导的计划经济。从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寒冬来看，似乎是大行其道的市场经济出了问题。但是不是就要回到全面的国有化或计划经济那里去？我们不是刚从那里面走出来吗？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不是主要依托市场经济和所有个人的努力取得的吗？或者，健全的市场是需要健全的规则来维护的，而切实地维护和监管这些市场规则正是政府之责？于是，可以说这不是简单的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导致的市场失灵？
还有更深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在2008年年初读到的一篇史铁生谈消费主义的文章对这次危机远比许多经济学家更有预见性。现代社会是消费主义和物欲流行的社会。人人都想过好日子这并不错，但如果没个够，总想过更好的日子；不仅要有房住，而且要拥有更好、更大的房子，拥有自己一辈子其实很难支付得起的房子，这就容易出问题了。而华尔街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偏偏又发明出诸如次贷等不断衍生和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好像经济可以无限增长，好像谁都可以实现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结果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物欲，并弄得政府执行部门里那些不那么聪明的头脑也不知如何监管了----这些“最聪明”的头脑自然也从中获取最大的好处。人性大致类似，高薪阶层并非高尚君子，而低收入阶层也不会守身如玉。结果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终究一定要出问题的)，就连锁反应，一发不可收拾。 “皆大欢喜”一下变成了“皆大郁闷”。
这样看来，全球化的经济出了问题，根子可能恰恰在于我们过分重视经济和物质生活，而且不讲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所以，根子还在人性，尤其在现代社会大大释放和刺激了的人的求利本性。但我就不在这里批评现代性了，更遑论批评人性。
总之，如果经济生活降到了威胁人们生存的地步，或者说即便不如此，但带来的困境长期持续，那对人来说当然是不好。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基本的生存资料，甚至每一个人都应过上一种符合人的身份的、体面的生活。然而，如果经济并没有坏到如此地步，而只是带来一些暂时的不便，那就也没有什么太不好。我们也不妨尝试着过一过“紧日子”，兴许还发现一些过去宽裕的日子里没有的快乐呢？而且，如果经济形势就是走一个之字形，有时上山峰、有时走低谷，那么，就更应当想开一点了。我们的快乐和幸福并不完全寄托于物质生活。而且，我们有必要摆脱一种“明天的生活一定更美好”、“一年更比一年好”的迷思，也许明天变差，后天才变好呢。即便总的趋势是上升，也最有可能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直线性。而且，我们还要注意限度，注意“多少算够”的问题：考虑我们的幸福是否必须依赖于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甚至必须是持续的高速发展。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好生活”的基础也就太薄弱了。
都经济危机了，年轻人为什么还在买LV和植村秀？
导语：从那些尼特族、飞特族自由率性的背后，我感受到的恰恰是无奈与彷徨，还有他们对现实的失望与对未来的无望。坏经济会不会使我们的年轻人变好？还真说不好。
文/王迩淞
王迩淞
专栏作家，曾任《香格里拉》杂志主编，在本刊开设“奢侈态度”专栏，现为《中国创业家》杂志撰写专栏。
十年前，他们被誉为“中国网络文学三驾马车”，他们见证了中国第一代原创网络作家的时髦和荣光。2000年之后，他们相继淡出网络写作，找到更加富裕的生活方式。李寻欢、宁财神和邢育森，新一代网民已经对他们的名字陌生，三个当年互联网世界熠熠生辉的名字，今天有房有车的“成功中年”。
李寻欢麾下大将除了安妮宝贝外，还有更知名的韩寒。他们私交不错
1999年前后，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引进出版，从海峡彼岸刮来一股网络文学旋风，媒体开始炒作网络文学概念。
李寻欢、宁财神、邢育森、安妮宝贝等网络写手被“打捞”出来，有网络“三驾马车”、“四大写手”、“四大杀手”等排行，一时名气大盛。
十年后，安妮宝贝成了唯一继续写作的人，但她始终拒绝网络作家的标签，她后来的创作也与网络无关。“三驾马车”则乘着当时的盛名，纷纷转行，做书商或做编剧。一方面是那时的网络文学带不来收入，不像现在天下霸唱或当年明月能获得丰厚收入。另一方面当年网上写作大都是率性为之，时过境迁，也就各奔 “正途”。
回首当年，李寻欢说：“那时在西安我的人气不比今天韩寒差”；宁财神说：“如果放在十年后的现在，我们几个都出不来”。邢育森说：“那是一段快乐和自由的时光”。即使离那个风生水起的年代已远，过着毫不文学青年的生活，他们今天仍藏着文学梦。采访中三个人不约而同提起，还想重新提笔写作，或许过个三五年，“又是一条好汉”。
李寻欢：昔日人气赛韩寒，今朝财富堪称“资本家”
1996年，西北大学大四学生路金波第一次触网。在西安钟楼的一个网吧，路金波申请了一个邮箱，上美国白宫网站看了几眼。上网费一小时20块，他得攒几个星期才能去一次。
几年后他得知，自己是中国的前29万网民之一。
1996年的互联网上只有很少的中文内容可看。上网的主要是一些海外华人、IT人士，清一色男性。路金波记得，偶尔有女性上网，“不管长得多难看都有人追捧”。
今天的路金波是前途无量的成功书商，他的出现总伴随着韩寒、安妮宝贝、王朔、饶雪漫等超级畅销书作家的消息。每年运作30本畅销书，在上海的某个金贵地区住着一套豪华别墅，开着宝马。用宁财神的话说，好友路金波已经是一个“资本家”。
但很多人不知道，十年前他曾是互联网上大红大紫的李寻欢。
一个著名的段子是这样的：1999年西安组织过一次700人的网友聚会。主持人以为李寻欢在场，对台下说，“你们最想见的人也来了”，结果700人在台下欢呼了30秒：“李寻欢！李寻欢！李寻欢！”
实际上那天李寻欢没去。“当时小范围里我的人气跟今天韩寒差不多吧，或者说在西安的人气比韩寒高多了，”路金波面有得意之色。
李寻欢的成名是从一篇小说《迷失在网络中的爱情》开始的。在此之前，从15岁到23岁他都对写作毫无兴趣，“是上网才逐渐找回对文字的热爱”。
1997年大学毕业，学经济专业的路金波进入西安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总经理。公司有DDN专线，24小时上网，速度也很快，于是他变成一个网虫。每天工作之余用“李寻欢”的名字，在古城热线写足球、杂文，号称“古城热线男一号”。
1998年看到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李寻欢奋起直追写出《迷失在网络中的爱情》，一举成名。小说几乎被所有中文互联网转载，“当时2000万网民，我相信1500万都看过我的小说”，李寻欢如日中天。
路金波真正发现“李寻欢”三个字值钱是他淡出江湖之后。1999年他到北京新东方学外语，准备出国留学。李寻欢做了北漂，消息不胫而走，书商、制片人纷纷找上门来，掏出订金请他编书、写剧本，就连上小卖部都被摊主认出来。
当时的“人人网”也找到他，开出税后一万的高月薪。李寻欢在人人网上了22天班，拿了5万多块钱。且这22天里他有15天都是配合公司公关部，接受电视台、报纸的采访，向外传达“互联网的风云人物李寻欢在人人上班了”的消息，没有做过一天正经工作。
李寻欢的北漂岁月可谓风生水起。直到2000年榕树下老板朱威廉邀请他到上海去做主编，才算是“有了正当职业”，与宁财神、安妮宝贝成同事。
2002年，李寻欢出版《粉墨谢场》，宣告和文学告别。“没有兴趣了。发现没什么可写，也发现自己写得不算非常好。”他恢复本名路金波，在榕树下开始转型。2005年路金波彻底变成书商，买下了韩寒和安妮宝贝的版权。
接下来路金波的成功商人之路与那个江湖传奇李寻欢渐行渐远。
2009年1月，路金波率领他的万榕公司作者团队十多人，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咄咄逼人的见面会。韩寒、饶雪漫、安意如、石康、蔡骏一字排开，依旧清瘦的路金波站在中间，用平和温柔的语调宣布2008年的中国文学畅销书中他们占据了三分之一席位，码洋达到3个亿，然后话锋一转说“2009年底要做国内文学出版业的老大”。
告别李寻欢十年后，路金波在街上被韩寒的粉丝亲切打招呼，意识到这次他开始沾别人的光出名了。
如日中天的书商路金波否认自己只是炮制畅销书的高手。“我一年做三百本书，只有30本是大家都看到的畅销书。其实我也做五千册的小众书。如果一开始很穷，没有话语权，你还谈什么文化责任。”
路金波拉拢作者的秘诀，首先是大方。他创造了分别给韩寒和安妮宝贝一书200万的高价，王朔的《我的千岁寒》更开到一字三美金。韩寒要办新杂志，有样学样为作者开天价稿费时，出资人路金波公开表态“不赚钱也做”。
那天，我无意中“偷看”了女儿的记账本。她的账本记得颇像日记，除了零花钱的流水账，还充斥着各种心情写照，只不过都跟金钱有关。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记账。其中最让我惊奇的，是她新近定下的一个目标：“这几天没有花很多钱。很好！不过，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大放血了！因为要去买Shu Uemura的假jié(睫)毛胶，要80左右呢！要开始好好存钱了……”
一个13 岁的小女孩怎么会知道植村秀(Shu Uemura)？在我看来，这是30岁以上的女人才会去接触的牌子，因为通常要到这个年龄才消费得起。我主动向女儿坦白了偷看行为，同时表达了我的不解。她对我的偷看倒是很大度，对我的疑问却相当不以为然：“这有什么？我同学都知道这个牌子！”
这下我才恍然大悟。我忘了她班上有很多日本同学，她显然是受了她们的影响。就在此前不久，当拥有YSL的PPR集团的新任CEO宣称日本乃是YSL化妆品全球最重要的市场时，我曾为此感到困惑，那时也是女儿告诉我，她班上的日本同学基本都用YSL。YSL在化妆品中也属高价位品牌，按说也要OL才能消费，但在日本，其消费层竟已涵盖初中生，可见日本年轻人之爱买名牌，的确不是浪得虚名。而溯本追源，此种消费习惯的形成，其实是源于经济危机。
石油危机背景下的尼特族、飞特族
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极大地改变了英国年轻人的心态。高物价和高失业率的共同作用，使得英国15~30岁的人群中产生了所谓尼特族。“尼特 ”(NEET)即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缩写，他们不就业、不升学、不进修，无明确的生涯目标，过一天算一天。但在年满18岁就得离家独立的西方社会，尼特族其实很难一直“尼 ”下去，最终还是得去打工挣钱、养活自己。所以NEET中的Not in Employment并非完全不工作的意思，而是指“不正式就业”、“不固定受雇”，这是因为他们不愿上大学，也不愿受职业培训，只好四处打零工，做些无需专业技能的工作。虽然不稳定，但也没压力，反正有工就打，挣了就花，虽不富裕，倒也逍遥。
逐渐地，那些有专业技能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也开始接受尼特族的就业观，因为他们毕业后要找事做也很困难。这部分年轻人吸收了尼特精神中的自由意识，将 “有得做便做”演变成“想要做才做”，何时开工自己做主，工作状态常介于半Freelancer与半受雇之间。他们凭借专业技能挣得相对较多，可一有闲钱就歇，花光了接茬儿再赚。生活散漫，不想将来。这便是尼特族的变种----飞特族(Freeter)，这个由英文free和德文arbeiter(工作者)结合而成的名称，暗含着一种不求职场成功、只求身心自由的价值观。
虽然年轻族群的这些新型生活方式产生于经济危机的年代，但如果据此断言，这是年轻人无法面对就业与物价的双重压力而被动逃避的结果，则恐怕会失之简单。当时英国的多位社会学家研究发现，这其实是年轻人对通胀的合理反应与主动适应。既然物价总是不断攀高，那么现金拿在手上终究会贬值，年轻人只好放弃传统的积极储蓄、压抑欲望的道德观，转为推崇花光用尽、及时行乐的享受观。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增加了他们对价格上涨的忍受度，从而进一步推高了物价，这为后来的景气复苏打下了基础。
尽管景气后来很快就得到了复苏(两次石油危机持续时间都不长)，但尼特族与飞特族并没有随着危机的过去而消失，而是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继续在年轻人群中延续，并向那些新发生危机的地方传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位于遥远东方的日本。
做李寻欢的日子大大帮了他，因为“总体上还是个文艺青年”，跟作者气质相投，且懂得大众心理。“痞子蔡、宁财神、安妮宝贝、慕容雪村、今何在，都是我的作家。我们的作者就是网络文学过去十年的历史。”
已为人父的路金波是个好父亲。博客上占据最多版面的是两岁的女儿路琏城。女儿的一点点细微变化，一句有意思的话都能让他兴奋很久。对女儿的希望是“自然长大，爱干嘛干嘛。”
除了想让自己更为强大之外，路金波，当年的李寻欢仍认为，自己并没有放弃文学梦想。“也许过五年，我又开始写了。会的。”
在写《武林外传》之前，宁财神离开网络文学已有几年了。他一直认为1999年前后网上爆得大名对后来的编剧事业没什么帮助。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地之后，再回顾旧日网事，恍如隔世。
被李寻欢称为“天才儿童”的宁财神本名陈万宁。与人初次相识略有些结巴，一旦熟了就滔滔不绝。1991年少年大学生陈万宁到上海某大学读国际金融，之后到北京做期货。1997年开始用一根电话线拨号上网。鬼使神差的，小时候作文很少及格的陈万宁开始在网上写作。
最早动笔跟爱情有关。1997年宁财神遇到一女孩，身上没什么钱，唯一的礼物就是写文章、诗歌。本来陈万宁想用《小倩》里的倒霉书生宁采臣的名字做网名，但被别人先注册了。想到粤语“宁采臣”的发音刚好是“宁财神”，就用了。
深受港剧和王朔影响的宁财神自此混迹于各种BBS，作品轻松搞笑，号称网上“第一幽默才子”。包括后来网上逐渐流传开的《缘分的天空》、《假装纯情》等。一年万圣节闲来无事，他写了一组鬼故事，被广泛转载，给他打上了“鬼故事高手”的标签。
“第一次写出东西别人大声叫好，我特别不习惯。中国传统教育是不赞扬的，从小告诉你要谦虚。这些吹捧成了我最大的写作动力。”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出来以后，宁财神写了《无数次亲密接触》。当时他是天涯社区文学版的“男一号”。等到天涯出了慕容雪村，已是好多年以后了。
写作对宁财神来说一直是业余的，但挡不住他人气飙升，很快成了“网络文学三驾马车”之一。成名出书，颇红火了一段。2002年前后，宁财神开过广告公司，做过榕树下的COO，却离网络文学越来越远，终于觉得“没什么想写了”，于是投身编剧事业。
宁财神先在英达的公司跟一个老编剧学写剧本。第一集让俞白眉帮忙改了前半集，老编剧看后说，前半集很好，后半集不行。宁财神才知道，剧本的标准特别清晰，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编剧很像编程，有很多规则和技术，特别理性。我必须喝酒后才能写出不错的小说，但一喝酒剧本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在《武林外传》之前情景喜剧市场已被做烂，宁财神起了责任心，想做个不太一样的情景剧出来“救市”。于是写了剧本大纲找导演，一拍即合。
《武林外传》首轮收视率很低，二轮三轮迅速飙高，直到红遍中国。不仅给宁财神带来了名声、房子，也带来了夫人。宁财神构思《武林外传》的时候认识了现夫人程娇娥。两人从聊剧本开始，渐渐难分难舍。宁财神每写完一集就拿给程娇娥看，统计她笑的次数，如果程娇娥觉得不好笑就马上重写。电视剧未拍完，两人已经成了一家子。
曾经有过每天只有15块吃饭钱、吃了抓饼就不能吃面的日子，现在经济对宁财神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在博客上，他列了自己08到09年的一部分工作：话剧《鹿鼎记》，电影《微客帝国》，电影《仁剑》，电视剧《新水浒客栈》，话剧《罗密欧与祝英台》，连续剧《防火墙5788》??“今年我已经推掉好几个片子了，实在写不过来”。
陈丹青：“全球化”大约就是方便大家做生意；“消费主义”大约就是快花钱吧，寅吃卯粮；“经济危机”和这些把戏有什么关系？大概就是因果关系吧----是这样吗？我不懂经济，说不清。
《新周刊》：如何期待在坏经济的大背景下，人心变好？
陈丹青：我相信孟德斯鸠的话：“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人大抵是贱骨头，遭了殃，乖了，老实了。哪天经济好转，人心又会不安分，但不安分的那一天，经济大概又好了----我生长在贫穷饥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年代，人心的好与不好，和今天不一样。
《新周刊》：回头来看2008的事件，如发生的奥运会和512地震，你有新的感触与评价吗？
陈丹青：过去三十年，我们的集体感受可能是“苦尽甘来”，去年一年，则可能是“乐极生悲”。我辈与上几辈，要么经历连年战乱，要么领教政治运动，遭遇去年的天灾人祸，至少我，并不惊讶错愕。倒是几位70后80后青年认真告诉我：他们因此成长了，因为得知人类真的有灾难，真的会在几分钟里，许多性命没有了。
《新周刊》：事实上，人们都在探讨挽救经济危机的良方，于此，你有何建议？
陈丹青：我一点拿不出建议。战争爆发，军人昂然，经济不妙，商人警醒。我能做的是随时准备勒紧裤带，一个月分29斤粮票、四两油、半斤猪肉，一年吃一回鸡：这是我辈幼年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全部肠胃记忆，此外，穷日子的细节还很多，恕不一一细数，总之----但愿我在胡说----以我目前的年龄和体力，大约还能扛得住吧，真到这一步，你扛不住也得扛啊。
《新周刊》：你近期去过一趟土耳其，面对不同文明的浸染，有何感悟？
陈丹青：国穷民富。和谐社会。每天五次拜神，由一位清真寺长老领头，在高音喇叭诵唱经文，寺中的人统统脱了鞋子，趴下，匍匐，叩头。
《新周刊》：艺术在这种际会下能起到什么功用？
陈丹青：不知道。我听说最近美国开始大幅削减人文艺术领域的种种经费，不少美术馆、基金会和文艺机构，开始裁员或关闭。中国的情形总是两样的，经济危机在人文艺术领域还没有真正显现。我个人，画一幅画，或十幅画，或什么也不画，对经济危机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或坏处吧。以我的经验，困顿的日子，艺术可亲，你真爱艺术，艺术也会爱你。既可同富贵，又可共患难，以我所知，是艺术。
《新周刊》：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一代人(随之出生、成长与失业等)该怎么办？
陈丹青：不同身份阶层的人，办法不一。农民工、小企业老板、没有靠山的人，会有许多麻烦。弱势群体、贫穷线以下的人，则没有经济危机时，也是天天挣扎受苦，被人欺，没人理。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将开始人生一课，就业是教育，失业也是教育，其中庄敬自强的人，未来会成熟，会有出息----中国遭罪的历史和经验太多了，我相信中国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度过种种难关。但不论好消息坏消息，我不会相信官方的数字和报道，我会用自己的眼睛看。
《新周刊》：您在与经济学家、老板的交流中，又发现了什么？
陈丹青：我不认识经济学家，网络上一天到晚会有经济专家的高谈，凡我能读懂的，都好像很有道理，也好像没道理----我猜别人看美术界的各种宏论，大概也这么无所适从、将信将疑吧----中高层老板见过几回，没一位乐观，也没一位慌神，照样谈笑吃喝。我的交游极有限，说来不足为凭，目下似乎看不出大动静。这样子全球惶然的经济危机，你们居然找我这类外行闲扯，可能经济危机还没在中国动真格吧。
他也不愿意走纯文学的道路，尽管2001年已经有不少文学杂志找他约稿，写中篇长篇。“网络创作对我来说是个自由的事情。如果让我为了在纯文学方面有成就，我就要按那种路子去创作，这对我又是一个负担。”
邢育森停了下来，没想到一歇就是很多年。他转身成了“英达式”情景剧的资深编剧。编写了《东北一家人》、《家有儿女》、《闲人马大姐》等一系列情景剧。2004年做了200集《大卫与丽丽》的总编剧，是他编剧生涯里的顶点。
尽管在编剧行已经做得颇有成就，但邢育森始终认为将来最想做的还是写小说。转眼已经离开文学七八年了，他常常会在下班的路上、洗澡的瞬间想到某个特别好的小说片段，反复在心里酝酿着，等待有一天时机成熟喷涌而出。
“当年出名就像无意中名声砸到我脑袋上。但我还是沿着原来的生活轨迹走。我没有把邢育森作为品牌去经营。那段出名的时光让我发现它并不能真正带来快乐。真正的快乐还是把你想表达的完整表达出来。”邢育森就像个传统文人，他在等待自己，有一天拿出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网络文学十年：数风流人物，埋在网络垃圾中
自互联网来到中国，中文网络文学便已经存在。然而直到1999年，中文网络文学才成为一个“现象”，受到媒体的关注。这种关注主要得益于湖南作家吴过提出了“网络三驾马车”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使李寻欢、宁财神、邢育森成为网络文学的代名词，也使网络文学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门类。
“网络文学”能否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门类，实在是一个值得琢磨的事情。
发明概念、贴上标签，在中国，已经成为物件流行的必然步骤。“网络文学”这一概念的流行，改变了“网络三驾马车”的未来。无论是李寻欢成为超级书商，还是宁财神、邢育森成为著名编剧，一方面得益于网络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文化市场的飞速发展。“网络三驾马车”的成功转型，可谓华丽转身。先吃到螃蟹的人，都是聪明人。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网络三驾马车”的文学，可谓纯情派，“爱情加幽默”，即使放到通俗小说的范畴来衡量，也谈不上多么优秀。这是中文网络的共同表象。1999年，台湾的“痞子蔡”红遍包括港台在内的整个中国，称得上是“纯情派”的开山鼻祖。如今，“纯情派”之中，只有一个安妮宝贝尚且兢兢业业地从事文学，并且收获高额版税。继“纯情派”而起，在网络文学界能够称得上“文学现象”的，只有慕容雪村和他的《成都今夜请把我遗忘》。慕容雪村走着与“纯情派”相反的“黑暗系”路数，以描述城市生活和人性沦落为特长。他的文学生命力，无疑比“网络三驾马车”长出很多。
在“网络三驾马车”流行的同时，还有一批人在兢兢业业地做着OCR的工作，将港台类型小说扫描、校对、张贴于网络空间。当时最流行的类型小说家，就是黄易，《大唐双龙传》在香港每月出版一册，两三天后就会出现于网络，类似于如今用BT看美剧。这种OCR，培养出了一大批网络类型小说家和读者。由黄易开始的中文玄幻小说、穿越小说，如今已经成为网络文学的最大宗买卖，充斥于起点中文网等文学网站。
十年中文网络文学，并不仅仅只有上述如雷贯耳的名字。十年前，中文网络上出现了一部《荆棘场上的散步》，是第一部带有“纯文学”意义的网络小说，作者胡不归在2007年出版了仿佛砖头般的纯学术著作《读陶渊明集札记》。另一些十年前就在写作的网络作家则消失了，这其中有写《凤凰琴》、《桃花岛》（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网络小说）的刘铮，写《轻功是怎样练成的》的沙子、写《龙族》的多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埋在网络垃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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