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当年被迫下台后口授回忆录，与窃听的特务斗法，录音带被秘密送往西方，以英俄文出版，揭开苏联历史秘辛，与赵紫阳口授录音流出境外并以中英文出版极为相似。
一九六七年，下台三年后的赫鲁晓夫开始口授自己的回忆录，抒发对往事的思考。当时他感到遗憾的是面前没有对话人。他口授回忆录的目的是检讨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告诉后代，哪些应当做的他却没有做到。由于特工窃听，当局得知赫鲁晓夫在口授回忆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基里延科把他叫到中央，对他说，「历史是由党中央来写的，不是个别人可以写的」。
对此，赫鲁晓夫大怒，反击说，「这是侵犯人权。我只知道一件事。沙皇曾禁止舍甫琴科写作和画画。你们可以剥夺我的一切，取消一切待遇，但是我可以去干活，我还没有忘记钳工的手艺。如果我干不动活了，人们会施捨给我。可是人们决不会施捨给你们的」。儘管苏共中央趁他生病住院时没收了他的录音带和列印稿，但是，最后回忆录还是在国外出版了。
原来他早有准备，做好了副本，并且送到了国外。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自己的回忆录详尽记磘了这些情况。一九七一年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一九七四年出版了第二卷《回忆录：最后的遗训》；一九八八年出版了第三卷《赫鲁晓夫回忆录：公开性的录音磁带》，收入当年没有运出苏联的口授记录。
一九六八年春，赫鲁晓夫口授回忆录的工作接近完成，如何保存工作成果成为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回忆录里说，一九六八年四月，赫鲁晓夫生日前夕，他去看望父亲。母亲告诉他，党中央要求他停止口授回忆录，已写好的要全部上缴。赫鲁晓夫心情很不好，在党中央大闹一场。「他们都是一群混蛋！他们违反宪法，把整个别墅都塞满了窃听器，连厕所都不放过。把人民的钱用来听解大便的声音」。
赫鲁晓夫担心党中央会收走并且销毁全部录音带和列印稿，父子讨论了各种方案，结论是在国内保存录音带和列印稿绝不可靠，只有发表才是最好的「保管」。赫鲁晓夫认为，苏共前第一书记的回忆录应当让大垄知道。先在国外出版也好，总有一天会在国内发表。当年五月，谢尔盖找到一个能自由出入境的人。这个人就是恶名昭彰的特工路易．维克多。路易曾因「反苏罪」坐过牢，苏共二十大后出狱，担任英国报纸驻莫斯科记者。克格勃批淮他担任外国报纸记者，条件是为克格勃服务。
谢尔盖知道他当时正在策划出版斯大林女儿的书《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就找他想办法，并诱以重利，答应由他决定出版后的稿费分配方案。他把三百盒录音带和列印本送到国外，放进一家外国银行的保险箱里。后来，路易说，他是「擒贼先擒王」，决心赌一把。在一次非正式的会面时他向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谈到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几乎把情况全盘托出。安氏没有打断他，听的时候，还不时满意地点点头。路易问到他是否愿意看一看原稿？他笑了笑，简短地回答说：「不必了。」此后，赫鲁晓夫儿子感到克格勃採取了中立的态度。
出版一事谈妥由美国时代週刊公司下属的「李特和白劳恩出版社」负责。出版社对手稿真实度有怀疑，需要证实这些手稿是真的。双方想出了一个不会引人注意的巧妙办法。从维也纳给赫鲁晓夫带来两顶帽子：一顶大红色的，一顶黑色的。如果赫鲁晓夫确认手稿是他的并同意发表，就寄去他本人戴这两顶帽子的照片。
这两顶奇形怪状的帽子引起赫鲁晓夫家人的注意。儿子告诉他事情原委。他对这个办法很欣赏。散步回来以后，他坐到花园的椅子上，「把帽子拿来，我要试试」。接著叫儿子照相。就这样，头戴一顶，手里拿一顶。很快，收到这张照片以后，时代週刊就委託牛津大学的学生陶博特（俄国问题专家，后任美国副国务卿）编稿。在他废寝忘食编稿期间，日常起居就由同室﹑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负责。七一年一月，黑皮红字封面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到了在莫斯科作者手中。外封上赫鲁晓夫微笑的照片表达了他对回忆录出版的欣慰。有资料说，路易．维克多是受克格勃的指示把不利于勃列日涅夫的段落删去了。《时代週刊》驻莫斯科记者杰拉尔德．谢赫特也参加了把赫鲁晓夫回忆录手稿送往国外的事。一九九零年，路易和谢赫特将删去的部分单独编册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三卷《公开性的录音磁带》。
现已公布的苏共中央秘密档案纪录了当时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主席别尔舍（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日关于同赫鲁晓夫就他的回忆录即将在西方发表的谈话记录，摘抄如下：
「别尔舍同志：我们请您到中央党监察委员会来，是要求您就您的回忆录问题做出解释。这些回忆录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很大的政治损害。也许您能坦白告诉我们，您把这些材料交给什麽人在国外发表？
赫鲁晓夫同志：我没有把这些材料交给任何人。
别尔舍同志：那这些材料怎麽跑到国外去了？
赫鲁晓夫同志：还是您告诉我这些材料怎麽跑到国外去了！我想这些材料没有跑到国外去，这是挑衅……我没有把任何回忆录交给任何人，从来不会允许这样做。我对自己的录音内容记得很清楚。目前不是全部材料可以发表的。
别尔舍同志：我曾经和您谈过，您所谈到的机密材料有可能流传到国外去。到底还是流传出去了。您当时没有接受我们的忠告。
赫鲁晓夫同志：没有。你们逮捕我吧，枪毙我吧！我也不想活了。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忠诚的人。也许你们把我叫来是帮助我快点死。我想死……
别尔舍同志：现在怎麽办呢？
赫鲁晓夫同志：我不知道。是你们，全体领导的过错……这可能是外国报刊的挑衅。因为我的名字有轰动效应，也许是他们编造成我的材料。」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赫鲁晓夫同意发表如下声明：「从美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新闻报道说，目前正在筹备发表所谓赫鲁晓夫回忆录。这是假造的，我对此表示愤慨。我从来没有把任何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任何人……因此我声明，这都是伪造的东西。资产阶级报刊不止一次暴露过卖身投靠的行为。赫鲁晓夫，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日。」
前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当时任克格勃主席，掌管全国安全工作。按理应当坚决杜绝赫鲁晓夫在西方发表回忆录，但是在他默许的情况下回忆录传到国外。之后，他给政治局打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保存在俄国总统档案馆，已经解密。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五日，安德罗波夫给政治局的报告说：「近来赫鲁晓夫积极准备发表磘述自己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时期情况的回忆录。
在已经口授下来的回忆录里，他详细磘述了完全构成党和国家机密的材料，如涉及以下重大问题的机密：苏联国家的国防能力、工农业和整体经济发展的情况、科技成就、安全部门的工作、外交政策、苏共与社会主义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等等，揭露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会议讨论问题的实际做法。这种情况下极需採取紧急措施，严控赫鲁晓夫搞回忆录的事，防止党政机密泄露到国外去。为此，建议对赫鲁晓夫及其儿子实施秘密监视……」他的双重态度只能用苏联体制的弊端来解释。
一九八八年，苏联瓦解前夕，陶博特代表时代集团表示愿意协助在俄国本土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让俄国人可以读到这本书，因为「这些回忆录是写给俄国人看的」。
当年，赫鲁晓夫急于口授回忆录，是因为他目睹时任苏共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大力复辟斯大林主义，担心国家重新陷入历史的错误。他的部分回忆录终于在一九八八年《星火》杂志分九期连载；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五年分期在俄国《历史问题》杂志全文刊登。一九九七年莫斯科瓦格柳斯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的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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