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己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
……
读书人整体地成为太平天国的反对者,说明了时当中西交冲之初,读书人的自信仍然在于传统和文化。"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正因为"吾道"是可以托命的地方。太平天国把满人的君权同名教连在一起作扫除,那一代被内战召出来的读书人则因守护名教而守护了既有的君统。用西教的神权释反满,反满意识便异化为一种外来的东西。在19世纪的中国,它们因之而成了一种没有结果的东西。然.而50年之后的另一代读书人已经与名教日去日远。他们不是被内战召出来的,而是被变法召出来的。章太炎后来说:"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创是说,窃幸吾道不孤"。这种由读书得来的"逐满之志"使他在追述既往的时候能够引为自矜,而示人以上智和下愚的本自不同。但溯其始末,真正把他从治经生涯里牵引出来的,其实不是"逐满之志",而是以"变法图强"作风潮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变法图强"作风潮,造成的也是八方激越:
谭嗣同
"（有为)以公车上书得名。又与同志集强学会,募人赞助,余亦赠币焉。至是(1896),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稳卿集资就上海作《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
"赠币"而后招请,呼与应都不出"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的范围。所以,章太炎作"撰述",以"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为总论,笔下并没有"逐满之志"。与《东华录》里的历史故事比,变法维新对应的是剧变的时事,身在时局之中,其逼拶、伤痛、急迫所带来的冲击和感召显然更直接。因此,20世纪最初10年里以反满造革命的杨笃生、吴敬恒、于右任、蔡元培、秦力山、谭人凤、刘揆一、马君武等等,虽分别起于东西南北,其干预国运的政治意识则同章太炎一样,都以19世纪末期的变法为起点,并曾各自随流于当日的"竞然倡维新"之中。被章太炎引为"吾道不孤"的孙中山虽有"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复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的自叙,而其甲午年间的行藏,则留下过"结交"康有为并以策论动李鸿章的进取之迹。彼时他尚在士流之外,是个边缘人物,康有为与李鸿章都漠漠然视之,结交和策论遂皆成一厢情愿。然而以甲午比乙酉,从这种一厢情愿里却能够读出那个时候的历史和思想,使人因此而看得明白：当变法维乎成大流之日,先知先觉者的革命意识曾经是一种可以游移的东西。
内战召来的八方激越,主旨在于守护；变法召来的八方激越,则主旨在于厘革。所以,后起的一辈人从一开始便倾力于除旧布新,并从一开始便常有以下伐上的意态和摆布天下的意态。他们自负的是知识和思想,因此他们惯于大言炎炎为人说法,知识和思想所到之处,其目中遂不再有尊卑之界。康有为七上皇帝书,常常因恣酣见肆张,用独断为醒目,笔下便成慷慨自雄："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惟皇上择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机存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这一类文字高视阔步,都是以新进士人在调教九五之尊。而同时的谭嗣同尤能不恤不畏,敢于措置四海疆域一如信手走棋：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己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且价亦不必皆要现钱,足,铁甲船、铁路之钢条、木板、精枪、快炮及应用之一切机器,均可作抵。于是广兴学校,无一乡一付不有学校;大开议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
（注：上述史料摘自《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上册，第161-162页）
他相信变法可以牺牲版图。这种自信出自为中国谋富强的一片血诚和一派浪漫,而与之相表里的却是以一已之意志为万千人造命的傲睨与霸气。在变法召来的八方激越里,康有为的恣酣肆张和谭嗣同的不恤不畏都是一时典型,在他们的周边和背后,正有着那个时候特有的士人盛气。王文韶说:"迩来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罔忌,措词多失体要"。恽毓鼎说:"阅近日少年文字及聆其谈论,往往矜奇斗异,肆为大言,讥诋孟孔,称杨叛逆,心实忧之愤之,"皆以一面之词描述了当日士人和士风的蜕变。与政治主张相比,蜕变的士风更容易熏染天下而摇动一世。
变法维新的知识和思想取自西学。但在30年效西法以"讲求洋务"之后,变法维新之能够另起波澜而自成一段历史,则在于后起的一辈人志在放手厘革制度。梁启超说:
"法者天丁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遇,万国蒸蒸,日趋于土。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后人论史,易见的是"变者天下之公理也"那一面。因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这一面召来了一个以趋变为潮流的漫长时代,以层层传播作层层泛化,在沤浪相逐中引出种种翻天覆地。然而对于亲历维新变法的一群一群读书人来说,真正与"讲求洋务"的技术主义分为两截,并因此而震断了传统的,却是"法者天下之公器也"那一面。清人好说"祖宗家法",以此为立论之据。"祖宗"和"家法"连为一体而能够罩得住天下,其本源正出自君权的至上性以及由此派生的君权与制度的一体性。但以"法者天下之公器"为道理,则制度的旨归都应当在于国家(国）、族类（种）和文化（教）,处"万国蒸蒸"而成"大势相迫"之世,三者其实是同一的。这一套因"大地既通"而带来的新义用"公器"移易轻重,使君权成了一种有限的东西,作为对比,是国家别成一个观念,在那一代士人心里获得了至上性和神圣性。因此以"保国"立会可以聚起人群,而不为那一套新义动心的人物最惊诧和最难忍的,也正是其"忠君爱国"不肯"合为一事"的异色异味。两者虽各立一端,却同样真实地说明：在"万国"反照下被催生出来的那个以国家为名目的观念,已不入"忠君"正所以"爱国"的理路之中,在变法维新的知识和思想里,国家与君权是可以脱榫的东西。国家与君权相脱榫,则君权已经不能承载国家。而后"民权"之说连类而起,在新陈代谢中为国家重造了一个承载者。汪康年谓之"医之疗疾,急则治标,且申民权,亦非得已"。这个思想过程,由作为观念的国家引来了作为观念的民权。变法维新之能够在厘革制度中搅动天下,其间的大处和深处皆在于此。而后来的历史里,民权之终究不能逮国家,其间的渊源也在于此。
……
《史林》2004年第3期 作者：杨国强 原题：《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 （前后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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