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多访问日本，达赖喇嘛当地时间11月20日的一席公开讲话透露不少信息，其中他提到，他所主张的“中间路线”在中国已经获得一些知识分子的赞同，并且知道中国共产党态度不对的汉人在增加中。在即将流亡60年时，这一现实认知是否会成为左右达赖喇嘛与中共实现和解的依据，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达赖喇嘛本人的确如此判断形势，那么可能是相当危险的，甚至会导致“中间道路”最终无疾而终。为什么这么说？
达赖喇嘛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可能是比较狭窄的，这会影响他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图源：AFP）
坦率讲，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确有一部分人，认为或者倾向于认为民族自治是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契机，而西藏问题则是一个敦促中国民主转型、保障人权的推进剂，所谓“中国民主化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等论即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不过，这些声音几乎从未在中国占据舆论主流，更加没有左右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恰恰相反，当中对达赖喇嘛及其“中间道路”持同情立场者反倒是一些政治上的“失意者”，甚至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民运人士，本身并不能对中共的决策者产生影响。其本身与中共保持敌对立场，存在相当的政治隔阂和敌意。
不妨以前中共体制内学者张博树为例。2014年，这名宪政派学者出版了研究专著《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并在其中表达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实现宪政民主，并且可以使用双轨共和制模式来完成。
同年，张博树还与达赖喇嘛进行过一次当面交谈。他在事后的文章中披露：当时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解决西藏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再这样拖下去会很困难，不能回避，“我们的妥协方案已经很清楚，中间道路，不寻求独立，只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实现真正的自治。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不会提出比这个更高的诉求，但也不会举白旗投降。我们还在等，在看。”
而张博树则回应称，中间道路的主张确实获得很多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一个可以导致双赢的方案，“
据我所知，像李伟东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
但是，正如人们所知，不光是李伟东之后没在继续体制内的身份，就是张博树本人也在2009年10月与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密会后被中共侦知而“炒了鱿鱼”，离开了他所供职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如今更是“流亡”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所以说，张博树是否便属于达赖喇嘛口中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是，那其认知便值得商榷了。
我们也可以从两份名单看看，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支持者力量。一份是10年前，包括《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作者王力雄等人在拉萨骚乱后敦促中共彻查的名单。这份名单中，除王力雄外，“零八宪章”签署人刘晓波死在服刑期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依然在中共维稳序列中，作家余杰、廖亦武远走海外，浦志强、高瑜等人也是著名的异见人士，几乎没有活跃在中共体制内的有生力量。
另外一份名单更不容乐观，这是10年后达兰萨拉举行首届“中间道路政策国际讨论会”前夕，六七十名异见者共同发声的名单。他们撑“中间道路”，呼吁以和平、非暴力的手段结束流亡藏人苦难，让达赖喇嘛归家、西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汉人与藏人共处共荣的。
而细细看这份名单，从陈破空、王军涛到苏晓康、吾尔开希、王丹，尽数为长期流亡、与中共尖锐对立的异见人士、民运人士，本身很难代表可能影响中共西藏问题态度的政治失意者。
所以说，显而易见的是，达赖喇嘛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即便不是虚化的，也可能是脆弱的。中共对藏态度很大程度上并不受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影响，而如果达赖喇嘛对当下“中间道路”的前景预测和形势判断是基于这部分群体的反馈，那不仅是片面和错误的，而且可能还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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