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29日，江苏省原副省长张雷任辽宁沈阳市委书记。这是中国东北地区又一次迎来“南派”（长期在中国南方地区任职）官员。近几年来，已经有一批省部级官员“北上”（至东北三省，指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占领东北政坛领导地位。有观点认为，这种政坛现象背后或是中共解决东北经济长期低迷问题的又一尝试。
东北振兴提了十余年，民间认为重要原因在于当地政府“添乱”（图源：VCG）
（副）省部级南官北上
1961年出生的张雷，是江苏淮安人，仕途也长期在江苏。共青团出身的张雷在江苏苏州任职18年后于2000年转任江苏昆山市委副书记、市长，2003年至2008年担任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厅长等职，后在泰州工作6年，2014年升任江苏省副省长，跻身副省级。
去年3月，张雷“北上”出任辽宁省委常委、副省长。在此期间，张雷负责省政府常务工作，负责发展改革、财税、国土资源、物价、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工作。
张雷在辽宁的常务工作分配可在其南方主政时的经验中找到参考。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起来的省份，江苏的GDP在中国各个省份中占据前列，张雷在此任职长达35年。
根据报道，张雷主政江苏昆山期间，尤为重视昆山政府对台商的引资，他曾说：“到了上海，（客商）连个区长都很难见到，但到了昆山，他们随时能见到书记市长。” 而在昆山的台商也曾透露，“台商要找昆山市的“一把手”张雷书记很容易，晚上8点钟到昆山宾馆，夜里有急事则可以直接拨通手机。”
在担任江苏省副省长之前，张雷还在江苏泰州任职6年，在此期间，其促进了当地以机电产业和石油化工较为单一的传统产业向生物医药高新产业发展，泰州也被称为中国医药城。
无论是张雷在南方执政中较为丰富的招商引资工作还是泰州期间的产业升级突破，都是如今的沈阳经济出现转折需要的执政思维与经验。
也就是说，此次张雷北上意在输出南方执政经验。
除了张雷，同样去年10月从浙江宁波市委书记一职转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的唐一军也有类似经验。北上辽宁前，唐一军的仕途一直在浙江，近40年的浙江经验让其先后在宣传、秘书、政法领域任职，在2016年任宁波市委书记时即提出“让宁波全面接轨、融入大上海”的发展思路。
此外，还有在广东任职多年，今年1月从重庆副市长转任辽宁副省长的陈绿平；多年在上海，曾任职中共黄浦区委书记的王文涛今年3月调任黑龙江，之后出任黑龙江代省长、省长；先后任职云南、贵州财政系的余功斌2016年8月奔赴辽宁营口，先后出任代市长、市长
根据统计2016年以来，南方地区官员调任东北地区担当市委、省委一员的不下十人，其中来自广东及江浙地区的占到一半，且都是经济改革领域的官员。
而这批官员中最早北上也最被外界熟知的是现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出生在内蒙古的巴音朝鲁2001年4月即离开中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调任浙江任副省长，2003年出任浙江宁波市委书记，直到2010年7月调任吉林。巴音朝鲁主政宁波期间，发展港口经济和中高端产业，实施“东扩北联南统筹中提升”的区域发展战略，宁波市为浙江省创造了约20%的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
拯救东北的又一次尝试？
南官北上，可以看做是中共对官员的磨砺，但这一现象更多的是对“东北振兴”这一命题的考量。
在长三角（中国境内长江入海前的城市群，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境内的26个市）、珠三角（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入海口处，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的14个广东城市群）蒸蒸日上，曾经被称为“共和国工业摇篮”的东北却陷入一蹶不振。东北振兴喊了十余年，仍然是中共高层案头的棘手工作。
自2003年，中国政府就实施了第一轮东北振兴的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当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东北地区国企改制、民生改善、生态改良及对外开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政策出台的当年年底，中国国家发改委即批准了“振兴东北”第一批100个项目，总投资额61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此后10余年中，中国中央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投资东北建设，希望能让这个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光彩，但是一直收效甚微。
尤其是2015年，东三省的GDP增速在中国垫底。2016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GDP增速分列全国倒数第二、第四与第一，全国14个GDP负增长地级市中东北地区占到6个。2017年东北三省东北经济出现回暖迹象，但GDP增速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经济此轮坍塌式下滑，外界将其称之为“新东北现象”。
在东三省经济坍塌式下滑的整体背景下，“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营商环境，“孔雀东南飞”的人才困境，国企改革受阻、传统产业升级遇困也成为外界为东北把脉的病症。
2016年4月，中共再推出第二轮东北振兴战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全面振兴东北”）方案显示，此轮振兴区别于上一轮的资金投入与政策倾向，将更注重发挥地方和企业主体的作用，其中特别强调体制机制的完善。
而在“新东北经济现象”中，最为诟病的是东北政府的计划经济思维，政府的“不作为”及“乱作为”，“依靠中央为旧账买单”及存在反对改革的保守派。
今年1月，中国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控诉黑龙江亚布力度假区管委会过度“检查”民企，当地政府给民企发展“添乱”的言论在中国舆论场再度引发对东北营商环境的讨论，舆论一度发酵到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出面表示“要优化营商环境”。
可以说，东北的衰落不仅是上世纪90年代中共政策的影响，也是其地方政府长期浸染的计划思维保守思维所累。晚于东南地区开放的东北或许的确需要破除体制机制的弊端才能振兴。
而在此轮东北振兴方案中，选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久经磨砺的南方官员有更强的开放性及主动性，更有助于改革举措的落实。
通过人事调整解决东北问题是中共治理东北的有一个尝试。而这种尝试在今年3月已以方案的形式发放到地方的发展中。
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其中在对东北振兴战略的部署中提到，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开展对口合作。
而对口合作的方式即是东北三省与东部三省：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
通过对口省份的活动可以发现，今年6月20日，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代表大连与上海签署两地10个相关区（市、县）结对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张雷此次赴辽宁任职，是中共在此框架出台后的首次官员调整。在这样的对口合作机制下，距离上文所称的“全面振兴东北”设置的初步目标还有两年的时间，而在这两年当中，东北发展能否取得突破，似乎真的要看这些“北上”官员的能否做到“南学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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