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败得失，拉开一段距离，往往能看得更加明白。特别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师，新加坡的视角尤为有价值。日前，本刊记者在新加坡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清扬，他常年从事中国官员的海外培训工作，也曾为中国政府与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由他来权威解析改革开放40年。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图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图源：记者/摄）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全世界公认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做对了哪些事情？在四十年这个节点上，需要反思什么？
顾清扬：首先我觉得中国这四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一个因素在于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多生产力被压抑了。经济学中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一个是潜在GDP（Potential GDP）。中国那时候的潜在GDP没有被实现，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城市的国企改革，使原来被压抑的东西迸发出来了。
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市场化进程。制度性的变化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总结，第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的作用。现在很多人认为政府作用存在很多弊端，手伸得过长、行政干预过多之类，为此抨击政府的行为，对此我是理解的，而且有很多抨击是对的。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间，政府发挥的大部分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说改革开放早期的时候，农村转变为联产承包制度，城市改革中的扩大国企自主经营权以及后来的国企改革的深化，发展个体工商户等私营经济，特别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推动国际贸易，大量吸引外资，这些都有赖于政府作用的发挥。
政府还有一个很少被提及的重大作用，是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期间，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市场竞争的作用。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可以说市场的力量是不存在的，完全没有市场机制，更没有由“供给-需求”决定的价格机制，当时那些所谓的价格都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价格。当时中国也没有市场竞争主体，中国所有的工厂都是政府的一个附属单位，自己没有独立的经营权和决策权。
市场的力量需要慢慢建立起来，需要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没有市场但要达到市场的那种效果怎么办？当时的地方政府就充当了这种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地方政府实际上又像是一个经济集团公司，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是“董事长”，市长、县长就是“总经理”，带着一批发改委、工业局的官员到处去招商引资搞项目，这引起了邻近市、县互相之间的剧烈竞争，这种竞争有利于本地营商环境的改善，也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增长。当然，这也造成了路径依赖，以至于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政府仍然沿用这些老办法直接干预经济。
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我觉得市场的力量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立下汗马功劳。市场的力量一开始看似比较弱，但是在发展中逐渐增强，市场力量能够激活每一个微小的经济细胞，起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作用。
但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缺乏市场机制，不得不由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但这应该是个过渡过程，
政府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培育一个完善的市场，让市场成为决定性力量，而不是替代市场，这点必须要清楚。
因此，中国的政府作用，理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适当调整，原来那种直接干预、甚至作为市场直接参与者的模式需要转变为一种间接的和宏观的调控，从经济学上讲就是要主要关注和解决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做好长期的和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协调、公共产品的提供、改善法制环境等问题。
我觉得从现在来看，政府的这种调整还是慢了一些，很多政府干预还是过于直接，应该让市场有更多的空间，这方面做得有点欠缺。关键的一点在于，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是不一样的。有的政府官员认为，既然要发挥政府的作用，那就直接发布经济指令，直接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直接干预企业的人事任命，这种将政府的作用空间下降到了微观市场的层面，就会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冲突和“国进民退”。
改革开放2.0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与政府角色的转变。图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图源：记者/摄）
顾清扬：新加坡的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启示。新加坡的市场制度十分完善，市场主体相当活跃，自由度居全球前列，市场力量可以说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新加坡的政府也很强。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战略规划和执行，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我们常看到市场强了政府就弱，政府强了市场就弱，这可能就是没有弄清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和各自作用的空间。就好像卫星在外层空间，民航飞机在大气层，它们的运行不在一个轨道，尽管它们可以向着一个方向甚至反方向飞行，却不会撞车。市场就像“民航机”，政府就像“卫星”，卫星不能到民航这个轨道来飞行，否则不管正着飞反着飞，都要把民航机摧毁掉。如何把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而又不冲突，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
记者：这也正是一直以来的观点，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要有良性的配合与互动，而不是片面强调哪一方。无论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2018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对外宣讲的“改革开放2.0”，其中的关键，就是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
顾清扬：我非常同意。改革开放1.0是一种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初步的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充满了探索，也出现过不少失误，就像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这四十年虽然有不少磕磕碰碰，但毕竟取得了这么一个好成绩，未来还是这么磕磕碰碰的就麻烦了，必须有一种全方位的、战略性的制度建设，要把改革开放的水平提升起来，我想这才是2.0。
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挑战面前，最关键的还是怎么把现代市场体系快速地培育起来，政府要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是不该碰的，这个必须要很清楚。当然，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全面现代化，因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就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政府不能仅满足于传统西方自由主义者所限定的“守夜人”的作用，而应当更加积极有为，否则难以实现发展的跨越。
但即使是这样，政府也必须要把培育市场和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作为第一要务。这应是改革开放2.0版本的重要内容。
记者：这就意味着，在政府角色、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上，中国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初，新加坡曾是中国重要的学习对象，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新加坡是否依然有学习价值？
顾清扬：有一些学者在媒体上表达过，第一种认为新加坡模式原本就不应该学习；第二种认为，原来那个时候可以学习，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步了，后面没什么可学的了。
记者：尤其是第二种声音，目前在中国相当有市场。
顾清扬：我不是这样看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就是在于虚心向他国学习，博采众家之长。中国虽然发展了，但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能只看到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那样的繁荣。我最近去过沿海省份的一个地级市，真的可以说富可敌国，一个城市的GDP就是一个中型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是从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市的发展仍然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所以说我觉得未来的中国仍然要向全世界学习，没有这个必要条件，中国的未来难以得到精细化的发展。
谈到未来是否借鉴新加坡的问题，那就要问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认为中国未来有三大发展方向：第一，通过“一带一路”平台全方位地走出去，包括投资、产业合作等；第二是金融的国际化；第三就是习近平所提倡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的概念，这是国际化水平更高的平台，与过去出口加工型的自由贸易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而新加坡的特点，第一就是全方位的开放，它的企业在全球投资，这一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可以学习；第二，新加坡是全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金融也全面开放；第三，新加坡还是个自由贸易港，是一个各种要素资源大进大出的高水平的平台经济。三个特点正与中国未来发展的三个目标相契合。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在未来仍然会给中国上述三方面的启示。注意是“启示”，而不是照搬。
中国改革在“深水区”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还不够深入。图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图源：记者/摄）
记者：启示的获取与转化，包括政府角色与政府职能的转变，都需要由具体的人来执行。中共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很多对大陆官员的批评声音都集中在“不够现代化”上。你从事对大陆官员的培训已经二十年，从你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官员在哪些方面比较欠缺，甚至“不够现代化”？
顾清扬：我觉得要从两点来看。第一点，中国官员们的国际视野和对国际实践的了解相比四十年前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我们要肯定，但是与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与现在快速国际化的要求来看，距离依然相当大，所以这些官员和决策者到海外的考察和学习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在国际化过程中，现在不交学费以后会加倍交学费。如果只是茫然地走出去，损失太大。比如说，现在“一带一路”提出已经五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相当多的经验教训，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提前做系统的大规模培训。
第二点，我觉得相比政府官员现代治理能力的不足，中国的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更大，比如说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法制体系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决策和执行系统、激励机制等。特别是官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即怎么把广大官员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使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采取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和创新的方式搞好本职工作？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最迫切的问题。
记者：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词“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目前中国国内争论比较多的话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年进行的基本都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一直缺乏实质性的推动，现在改革到了“深水区”，必须要在这方面做改变。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来都不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都在发生，只不过没有出现一些人所期待的那种以西方为标准的变革。
顾清扬：我觉得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直是遵循渐进主义路线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推进。但现在的改革到了深水区和关键的时期，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深入进行将决定着中国发展的未来，这需要系统研究并应广泛征询各界精英的意见。
中国需要按照西方的政治体制作为改革的参照吗？我承认西方政治体制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它有历史进步意义和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在政治体制上各国应该有不同的选择，应该根据各个国家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来选择它认为最能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而不能不问国情选择某种政治体制。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一个现代化治理的国家，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但新加坡不是照搬美国的治理体系。所以说，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以西方为样本，或者不一定要遵循一个样本，中国应该探索适合自身民族性与历史观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同样我也认为
中国过去的四十年政治体制基本上还是渐进的改革，这与改革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记者：所以你的看法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而且改革的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
顾清扬：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这个。所谓“改革深水区”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问题，想来想去都是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够大。
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国内存在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等问题确实是触目惊心的，那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具有的现象。中国展开大规模的反腐败，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肯定是对的。
可问题是这种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败，等于是摧毁了原来旧的游戏规则，而怎么衍生出新的规则？这是亟待解决的，
不能只把旧的规则摧毁掉了，而没有树立新的规则，规则的真空会带来更多问题。而这就与前面所谈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有关，这是中国面对的极大挑战，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