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9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带领中央代表团向作为中国自治区之一的广西政府，赠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题词贺匾，“建设壮美广西 共圆复兴梦想”。
这并非习近平第一次向地方政府赠送题词贺匾。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广西，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已经先后向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宁夏赠送题词贺匾。这几个地方恰好都是中国实行民族自治的省级地方政府。分析中共高层动向可以发现，题词贺匾背后，是中共、或者说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对于已经实行多年的中共民族政策的调整。
前期政策弊端已现
苏联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的遗产(图源：VCG）
中国现行民族政策根植于苏联，或者说中国的民族政策是照搬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策，其核心就是“民族确认与民族自治”。
中共建政之后，在实践摸索中，形成了由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优惠政策三大支柱构成的民族政策。在中共建政前期，确切地说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大跃进”及“文革”等特殊时期中国陷入普遍混乱，其他时期中国的民族政策运行没有遇到明显挑战。
但是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推行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原有民族政策的负面效应开始出现：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远远落后于汉族地区。数据显示，中国超过50%的贫困县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
另一方面，也更为致命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和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恐袭事件等，不仅严重恶化了当地安全稳定形势，更使中国民族问题上升到一个敏感的高度，对于中共原有的民族政策也造成了强烈冲击。
不少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强化了“不同”，使少数民族没有归属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公平和国家统一。中共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诸如民族院校、民族中学、民族班等的设置，虽然从初衷上来说是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但现实却让他们陷入孤立的状态，更加封闭和小团体化。
耀邦的“两少一宽”出台后，引起诸多争议（图源：AFP）
1984年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期出台的“两少一宽”，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更是激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质疑。
2014年3月，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就曾公开批评中国的民族理论60多年没有变化，是导致隔阂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如果我们现有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相关的民族政策不作重大的反思和调整，那么中国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会持续恶化，变得更严重。”
习近平的“拨乱反正”
自2012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习近平已经不动声色地开始调整中共的民族政策。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之后，习近平参加中国政协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议时就曾表示，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
公开信息显示，除了这次官方媒体报道的广西，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已经先后向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宁夏这几个少数民族自制地区赠送了题词贺匾。习近平曾说，“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015年6月，中共统战部前副部长、时任中国政协民委主任的朱维群也曾公开阐述不能过分强调民族差异、加强国家认同、不要突出民族身份、不给予各民族超市民待遇等表述，朱伟群的这种表述背后，不排除是中共高层意志体现。
201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文要求汉族和少数民族都要学、都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文章强调，这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条件之一。
此前半个月的10月15日，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主持“政协双周座谈会”时，也要求强化普通话推广。汪洋说，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民族团结的基础，不断提高普及和应用水平。10月16日中国官媒公开的西方笔下所谓的“再教育营”内部画面看，穿统一制服的“学员”亦被强制要求学习“汉语、普通话”。
这一官方行为的背后，是中共民族政策转向的明确信号——从强调民族个性到强调国民共性。
然而，由于早期民族政策的惯性，仍有不少身在政协或者人大体系的少数民族“代表”“委员”建议重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强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然而上述的“自由”，正是不断滋生中共治下的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诸如独立意识的根本缘由。因此，中共加大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之前民族政策的一种“拨乱反正”。 当然，民族政策调整面临的困难和复杂程度可能要比想象的多得多，需要一步一步的建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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