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良／今年「六四」，香港社会上的反应，可说是意料之内，也可说是意料之外。
周日（5月31日）「六四大游行」人数乃多年来新高，预料明晚（6月4日）的烛光晚会也会突破近年纪录，这固然因为今年乃20周年，特别具有纪念意义；正如两周前我在本栏（5月20日）指出，经历1989年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100万人游行后，港人有其本土「六四」论述与诉求，多年来，其六四情结未见褪减，今年藉20周年，乃再一次全情投入、集体回忆、细说当年底蕴。
或许意料之外的，是20年前发生的事件，纵使中央换了领导层、内地经济以至社会自1990年代以来急速发展，但并未使人忘记六四；而且更由于香港已回归祖国，因而对六四这国家现代历史悲剧，港人感受尤深。藉20周年被重新燃点的六四讨论，再一次使港人像1989年般回归至国家的发展轨道中，去思考中国的何去何从。
中国过去20年走维新之路多于革命
六四时的那一代港人曾有其激情及悲情，六四后成长的新世代又如何继承当时的民族情怀，迈出新一代的历史足印？在「平反六四」诉求外，可如何总结国家近代历史的轨舻，编织新的中国梦？1989年「六四」把香港血肉地与中国重新接轨，把两地命运紧扣一起，20年后新一代在回归后的新环境新认知下去体会六四，又会得出怎样的中国情、香港心？
对很多港人来说，六四仍为悬桉、真相与公义有待正视，因此就不可能因为20年来国家的发展成就与经济崛起而忘记历史。不过，六四后中国的巨大变化也确是之前难以想像的，它同样构成今天中国历史拼图的一部分，两者当然不互为解释，但也不能互不承认。而事实上，按照上月港大进行的民调显示，港人对中国前途有信心，高达91%，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上升（57%），超过对特区政府的信任（43%）。可见，港人的心情颇为複杂。正是这种「悲情」与「看好」并存的心态与生态，构成港人对国家认知的悖论（paradox），这也是世人对六四后中国发展的悖论。六四过后，一党执政体制收紧，但是内地却的确在经济开放改革上迈出了大步，儘管当中也涉及不少的社会成本与代价。
幸好，中国并未有因为六四而全面倒退下来，反之，在全球金融海啸下，其累积的综合经济实力却予她莫大的国际话语权。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安顾问布热辛斯基（知名反共的苏联研究专家）鼓吹「G2」论----即由美中两国合力治理全球金融及气候变化危机。英国外相文礼彬更说﹕「1989年后，资本主义救了中国；2009年后，中国救了资本主义」，予其力量极高评价。近年，在国际事务及发展路径的争辩上，所谓「北京共识」，经常被论者用作抗衡备受批判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英美资本主义论说。
但是中国不能因此而自以为是、无限亢奋。在多项国际有关廉洁、管治质素及综合竞争力的表现评估上，中国（不包括香港）排名仍不高。最新一项由Caux Round Table进行的2009年全球社会资本（Social Achievement Capital）国际排名中，中国在200个国家中名列94（而香港是18）。中国在过去20年其实是在「保守」与「革新」、「落后」与「冲前」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处境当中以沉重之步伐前行。它走的是维新之路，多于革命。
高速发展掩盖不了深层社会矛盾
回看上世纪，八九民运及六四悲剧出现于内地开放改革之刻，踏入1980年代后期，愈是经济向前改革，愈是暴露政治滞后所带来的矛盾与不配套，而中共党内环绕覑自由化的论争与政治角力正好反映了当中困境。经改也产生官倒贪腐，闯物价关导致价格失控、民怨沸腾。但经改幸好未有因为六四而停下来，否则矛盾更甚。
经历扩大市场化20年，中国今天同样处于改革一个新的临界点。盘点「六四」20年以至开放改革30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及整体社会生活改善，有目共睹，人们的生产力被解放出来，一部分人确富起来，可是高速发展（或曰GDP主义）掩盖不了深层重重的社会矛盾----如贪污日益严重、贫富及城乡差距日大、地方管治素质参差（四川地震灾后发现的豆腐渣工程及经常发生的矿难事故乃一写照）、法治尚待巩固、民主建设仍需摆脱政治忌讳等。国家的包袱可不轻啊！改革尚未成功！
此刻，全球金融海啸下西方自由经济体系开始反思，人们不再迷信市场资本主义。同样，中国也须反思改革30年的正反经验，及包括六四在内的政治转折，从而思考往后30年如何发展下去。毋忘六四、寻求真相，最终乃为了国土上不再重複六四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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