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卫儿／六十四位曾经採访过六四事件的香港记者，当年以各自亲身经历所著的新闻记实著作《人民不会忘记》，二十年后再版。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只是一粒流沙。
但二十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却肯定是不能忘怀的重要一段，正如二十年来，六四的伤痛对于香港人来说，就是许多港人都不会陌生的那句话﹕「不想记起，不敢忘记」。六十四名香港记者，当年打破新闻行内竞争的隔阂，齐心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完成该书，今天，他们中有人继续留守新闻业内；有人加入官场或从政；有人转投其他行业；只是职位改变，生活轨迹改变，心中对六四的那份情怀，没有改变，这也是香港人对六四感受的一种折射。
在香港，二十年来风雨不改的，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燃起的点点烛光，二十週年以后，相信烛光仍会继续燃起，这正是香港难能可贵的地方。事实上香港可以说是全球华人地区内，举办纪念六四活动最多、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地方。九八年，当朱鎔基接替任期届满的李鹏出任总理时，被香港记者问到，如何看回归后的香港每年都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
朱鎔基很乾脆地回答﹕游行、示威，这些都是香港人的自由，但必须符合基本法和特区政府的相关法例。当然，作为中国特区的香港，纪念六四活动完全合法，也是北京对香港一国两制保证的具体表现。这其中香港与北京的相互理解至关重要。
首先一点，香港人很清楚，北京也应该明白的是，香港人纪念六四，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这种关心，从一九八四年底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便不断增加，只因香港回归，是中国的一部分，港人自然而然地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繫在一起，儘管多年来，双方对一些问题，包括六四，看法有分歧。
当年「黄雀行动」营救了多位民运人士经香港辗转逃亡到国外，令北京担心香港成为「反共基地」。但很快，港人在九一年华东水灾中表示出来的那种血浓于水的同胞情，令北京至少对香港市民放下心头大石，明白到香港人对国家的关爱是出自一份朴素的民族感情，这种理解，在六四二十週年的今天，同样重要。
当年「黄雀行动」的总指挥陈达钲最近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出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八九年他的两名手下在营救民运人士时被公安拘捕后，他隻身到北京与公安部高层谈判，公安部给他的答案是﹕只要是爱国的，就有共同语言。结果最终陈达钲与公安部妥协，以停止营救活动换取两位手足的释放。事实上，一直以来港人自己对国家的关爱从不怀疑，而北京也从不否认香港市民是爱国的。只是双方至今对「爱国」的定义及理解存有这样那样的落差。
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就不难理解二十年来，许多香港市民一直要求平反六四，要求还当年学生一个公道，正是对国家爱之深的表现。香港是个多元社会，人们对同一问题意见分歧，甚至激烈争论司空见惯，这正是香港可爱的地方，因为不同声音在香港都有其言论自由。看清这一点，北京也就能明白香港人六四情意结的单纯。
不久前，官方新华网发表了北京学者叶匡政的一篇文章，其中引述官方的《瞭望》週刊年初所指，二零零九年可能是中国内地群体事件，即群众示威请愿活动比较多的一年。作者然后引述孟子所言指出，早在数千年前的孟子已提出，执政者不光是要事事求「稳定」，而稳定也不简单地等同于控制，因为「诛之，则不可胜诛」，因此应扩大民众诉求的空间。作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现代的民意沟通、民生保障和权力制衡这些观点，建议当今的执政者应深刻考察中国文化传统中对这类群体事件处理思维的认知。
二零零九年的今天，在官方新华网上出现这样一篇文章，实在值得关心国事的人反覆阅读体会。作者叶匡政指出，孟子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要存在某个群体的诉求未被满足或沟通渠道不顺，就会引发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这是一个社会常态」，叶匡政指出，只要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出，人类的政治生活从来就是一个错误接一个错误，而这正好给社会提供一个审查及纠正错误的机会，因此群体性事件并不可怕。
作者特别解释孟子「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的意思﹕即小心小心呵！自己的作为，无论善恶，结果必会回报到自己的身上，提醒执政者对社会施加暴力，终究会反弹回来，因此当官民对立时，执政者应分析事件的原因，反省自身，疏导民怨，努力不让群体性事件升级，才是问题关键。
这篇言辞大胆直率的文章虽然针对的是内地的情况，但引申到香港同样深具擧示性。香港回归以来，港人在守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少在内地不被允许的活动，包括纪念六四，这样的群体性活动，正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人自由表达意见的一种「社会常态」。
谭卫儿﹕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穿梭两岸三地和世界各国多年，见证多个重要历史时刻。热爱新闻，因为「每天都是新的开始」（Tomorrow is another day）。现任亚洲电视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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