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策，厦门跻身首批经济特区之列
1979年4月初，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听取了习仲勋等人的汇报。习仲勋在汇报中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邓小平听后插话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人口相当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当天下午，习仲勋、杨尚昆带着这个意见来到中南海向邓小平作具体汇报时，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兴办特区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正式向中央提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要求。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之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1979年5月，谷牧受中央委托，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十多个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工作组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出口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风景秀丽，对发展旅游业、住宅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位于东南沿海，港口良好，或有通商的基础（厦门），或毗邻港澳（深圳、珠海），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扩展对外贸易、获取国际经济信息都非常便利；华侨之乡，对吸引华侨回国办企业、投资、支援祖国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广东、福建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1979年10月31日，在广东省召开的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上，有同志提出：应把“出口特区”改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这个名称与中央举办特区的初衷最为贴近，也更足以承担我国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重任。“经济特区”包含两层意思：一、它是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多方面改革试验的区域，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灵活的经济措施，国家将利用经济特区这个“窗口”，加强与世界各地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二、经济特区将有别于回归祖国后的香港、澳门，其社会主义基本性质不能也不会改变。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会上，主持会议的谷牧采纳了广东省提出的建议，肯定了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的想法，并写入这次会议形成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纪要》。
同年8月26日，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作的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几点说明中提出：
经济特区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更加开放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建筑业、高级技术研究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由于它比一般“出口加工区”的范围更广一些，是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所以定名为“经济特区”。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决定：批准国务院对于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的提议。至此，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12月10日，继深圳、珠海、汕头之后，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深圳、珠海、汕头的面积分别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
经济特区创建伊始，就遇到了许多不同意见、疑虑甚至指责。例如，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特区是搞香港化，搞资本主义，是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和走私的主要通道，还有人把特区比喻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
1981年5、6月间，国务院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上，针对试办经济特区存在这样那样的疑虑，专门强调要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会议认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等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的经济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了对经济特区的认识，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报送中央。《纪要》中具体规定了办好经济特区的10条政策措施。后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于1981年7月19日以中发〔1981〕27号文件进行批转。
1981 年1 月，项南（左一）在时任龙溪地委书记刘秉仁（左三）、时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叶路（左二）陪同下考察漳浦对虾养殖基地。右一为时任漳浦县委书记黄步翔
才唱“山海经”，又谱“鹭岛曲”
1980年底，中央决定项南出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大政（并于1982年2月正式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福建是项南的故乡，在离开43年之后他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建虽成为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两个省份之一，但事实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福建各项工作依然徘徊不前，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位置，与中央的设想差距甚大，更不用说“先行一步”了。此时，一些福建籍爱国华侨给中央写信，呼吁派有改革魄力的领导干部来福建主持工作，在上述背景下，胡耀邦把他的老部下项南推荐给了邓小平。
1981年1月12日，项南从北京南下，走马上任。
项南动身南下之前，胡耀邦约见项南，谈了对福建工作的看法，特别提到为官一方，要认清省情、抓住特点和优势才能做文章。项南意识到，多年累积的问题要想短期内理清，必须得有个突破口、有个抓手才行，于是把突破口选在了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上。
1981年底，以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项南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更应该发挥依山靠海的优势来发展农业。他把这种做法，称作是“唱山海经”。
1981 年，项南（中立者）在基层调研联产承包责任制
紧接着，项南又在福建烧起了“几把火”，包括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地下党政策、华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几十年来的各种冤假错案等，通过解放思想解开了干部问题的“死结”。此外，他还大力支持中国电子行业第一家合资企业——福建日立电视机厂（福日公司）的创立，并不遗余力地推动福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与此同时，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构想也一直在项南的脑海中反复“盘算”。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写道，厦门“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所有南洋诸岛，安南、缅甸、暹罗、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故提出了“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的构想。但是此后先由于战乱，后由于1949年之后两岸关系紧张，厦门常年以战备为重而不得不牺牲经济发展，以至于到了1978年，人均GDP只有人民币528元。
伴随改革开放的滚滚大潮，厦门成为共和国历史上首批“经济特区”之一。1980年10月，国务院在厦门岛北郊的湖里划出了2.5平方公里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开工兴建。项南主政福建之时，正值特区建设刚开始不久。
如何白手起家谱好这首“鹭岛曲”（厦门自古有“鹭岛”之美誉），在当时的环境下，项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中央领导人对经济特区作出了原则性的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要靠自己摸索；而摸索就很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付出代价。项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止步。在给中央党校一位学者的信中，项南这样说：后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主要是人民不允许。
筑巢引凤，基础建设首当其“飞”
厦门特区的建设从哪里抓起？从基础设施建设抓起。这也是项南基于对福建现状深入调研后的分析。福建从来是跟前线连在一起的，由于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对福建的投入也非常少（由于多年来面临金门岛的炮击威胁，厦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极少，投资环境缺乏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央在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福建省只占到3%，基础设施非常薄弱。仅就铁路而言，长期以来只有一条为了战备而修建的鹰厦铁路……当时老百姓有一个顺口溜：（福建是）“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
厦门特区设立的消息使无数闽籍华侨极为振奋，包括当时已年近古稀的知名泰国华商李引桐。但在1980年实地考察湖里工业区以后，李引桐却失望地直言道：“难道这就是特区？还不够人家一间大工厂大。”事实上，有些华侨、外商来福建考察后，确实被这种落后状况吓跑。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种基础设施的条件根本不行。
项南一到福建，几乎跑遍了福建所有的地市县。在经过了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之后，项南提出，福建这样一个“前线”要想在经济上大发展，基础建设是重中之重。对此，他曾经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巢”，“凤”怎么会飞来呢。
项南与省委、省政府领导反复商量研究后提出，首先要集中力量建设基础设施，要节衣缩食，利用外资建设十大项目。这十大项目是：两套程控电话，福州、厦门各1万门；福（州）厦（门）两个飞机场，其中厦门为国际机场；两个万吨级港口码头，福厦各一个，厦门建一个3.5万吨码头；两个电站，水口水电站140万千瓦，马尾火电站120万千瓦；改造两条铁路，使鹰厦铁路、外福铁路实现电气化。项南说：“福建条件差，只能硬着头皮从这些最基础的设施做起，筑巢引凤。这些项目搞上去了，我死了才能瞑目。”
厦门地理位置特殊，与台湾一水之隔，要扩大特区建设，吸引台港澳资金以及侨资、外资，机场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在厦门经济特区成立特区管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项南说：“一定要建一个机场，搞特区没有机场肯定不行。”这个决策得到全省上下的一致支持，大家表态说，哪怕不给钱，我们自己垫钱也要盖。很快，建设厦门机场的项目被提上日程，由副省长张遗担任这个项目的主管领导。
一鼓作气连闯三关，“厦门机场速度”一鸣惊人
福建地处前线，建机场首先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结果碰到了军事上的问题。厦门原来有一个很小的机场——高崎机场，是国民党遗留的军用机场，后来荒废了，从军事上看在金门炮击的范围之内。所以当时不少人说，在那里投建一个国际机场，万一金门打炮的话……后来项南和张遗去中央军委进行了一系列“游说”：金门照样也有机场，也在我们的炮火范围之内，人家不怕，我们怕什么！最终，建设厦门机场的提议得到了中央军委领导的首肯。
1982 年11 月，项南（右一）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右三）等视察厦门
军事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至。项南曾经找当时分管财政的中央领导要经费，这位领导表示支持，但是要钱没有。项南之女项小米记得她父亲曾经多次跟她提到过“特区”最独特的地方——就是缺钱。当时，湖里工业区动工要花三四亿元，但是中央批给厦门的贷款只有5000万元，为此副总理谷牧来到厦门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如果政府搞建设资金不够，可以向外借，在建设资金上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种情况下，为了“筑巢引凤”，项南提出要引进外资进行特区建设，厦门也由此在全国首开举外债搞建设的先例。可是这样的设想，当时既没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当地也缺乏引进外资的资源环境。有感于外界对于福建、对于特区了解得太少，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厦门首开先河，决定开展特区公关宣传。1981年，几十位港澳记者应邀到福建参观访问。访问中，记者们第一次听说福建要利用外资，在厦门特区建设一个国际机场。
正当福建省为建设厦门机场的资金不遗余力四方“化缘”的时候，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出现了。1982年，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陪同谷牧前往厦门视察时，告诉福建省委一个利好消息——科威特基金会每年都会有一笔钱放贷给发展中国家。听到这个消息，一筹莫展的福建省委领导仿佛看到了希望，他们决定向外举债。此时，人们还满足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自足状态，项南等福建省委领导打破常规的做法遭到许多人反对，但项南等不为所动，在江泽民和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等人的支持下，最终福建争取到折合22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
1983年 2月，项南（右一）陪同习仲勋（右二）视察福州台江农贸市场
1983 年，项南在福州会见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
然而，厦门机场的建设很快又面临了新的难题。一次，国家民航局领导来福建视察，当项南听说建一个机场至少需要三四年时着急地说：“如果建三四年黄花菜都凉了，一定要加快速度！”
闽江工程局是当年福建省内首屈一指的建筑单位，厦门机场项目也交由它来承担。当时，省里和闽江工程局签订承包协议：定好时间，定好质量，定好总投资。此外，如果缩短了工期、节约了投资，剩下的钱可以由工程局自由支配。当时，农业方面也才刚刚搞包产到户不久，在基建项目上采取承包形式，也算一大开创。
尽管这项改革举措也曾一度引起轩然大波，但无论怎样，通过改革，施工质量和效率有了显著提高。厦门机场采取边设计、边施工、边整改的“三边政策”，进行超常规建设。1982年1月10日机场动工兴建，年底建成机场主跑道，1983年10月22日正式通航，创造了中国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被誉为“厦门机场速度”。对此，科威特基金会的评估人员和国际上的专家都非常吃惊。接下来，在整个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期间，大家都把“机场速度”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标杆。
1984 年2 月，项南（前左二）陪同邓小平（前左三）视察厦门东渡港码头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2月9日，他来到新落成的厦门机场时，项南汇报说：“我们有个建议，想把‘厦门机场’改叫为‘厦门国际机场’，我们希望能从这里飞出去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利于对外开放。”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飞出去好啊，就是要飞出去！”
继向科威特贷款修建国际机场后，厦门又“借钱”完成了东渡港码头、自来水等工程。在特区的初创阶段，厦门向多方筹措的资金近13亿元。对此，项南曾形象地说，我们抓了三只领头羊：一只是外资，一只是侨资，还有另外一只就是台资。这三只领头羊一进到我们特区，后面很多羊就会跟进来，最后形成一个很大的羊群。鹰厦铁路、厦门国际机场、程控电话……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基本上具备了投资创业的环境，招商也随之而来，筑巢引凤获得成功。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对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表示满意：“这个抓得对，要下本钱。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要努力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最好能吸引外资参加基础建设。”
鼓浪屿上，改革者们畅谈厦门未来
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这也是国务院最初批准建立的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面积2.5平方公里。两个多月后，当项南踏上这块土地时，他形容自己“心都凉了半截”。这里不仅地方小，而且是寸草不生的荒芜沙地，白手起家困难巨大不说，也无法利用厦门原有的资源基础，加快特区开发。
接下来一个时期，厦门整体的投资环境逐渐改善，但湖里周围未被划入特区的大片土地则发展缓慢。客商来了以后吃、住、行等都成了不易解决的问题，同时湖里与非特区之间的材料、设备的运输及协调，也给管理带来了麻烦，因此特区开创者们迫切希望扩大特区的范围。
泰国华商李引桐认为厦门特区“门槛太高”“开而不放”。根据自己多年在海外的见闻和经验，李引桐提出厦门特区应该建设成为包括全岛的自由港，在与海峡对岸和国际的货物交流上发挥作用。同样不满足于湖里工业区的特区先行者们非常重视李引桐的经验，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自由港的构想尤其关注。
此情此景，项南经过几番思索，逐渐形成了一个要力争把厦门全岛搞成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此，项南多次向中央负责同志反映自己的意见。1981年初，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工作组来福建视察工作时，项南提出，厦门经济特区不能只是2.5平方公里，而应当包括全岛。如果只有区区这个“2.5”，只能白手起家，没个三五年不行。可经济特区等不起三五年，要使整个厦门都能享受经济特区优惠政策，这样对外商、侨商才有吸引力。项南的意见得到了谷牧的赞同。此后，胡耀邦等来厦门时，项南又反映了这个问题，胡耀邦表示这种想法很好，可以考虑。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邓小平的到来，厦门终于迎来了扩大发展的机遇。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南下，先到深圳、珠海再到厦门，项南抓住机会向邓小平阐述了自由港的设想并提出扩大经济特区的建议。
1984 年2 月，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
2月7日，邓小平抵达厦门当晚，项南陪王震吃宵夜时，王震问项南有什么问题要向小平同志反映，项南即把建设厦门全岛为经济特区的想法提了出来。王震听后，鼓励项南找机会将这一想法向小平同志汇报。
2月8日，邓小平视察了东渡港码头。离开东渡港后，在“鹭江”号游艇上，项南大胆向邓小平汇报了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的想法。项南把一张厦门市区图在邓小平的面前摊开，说，厦门岛有131平方公里，是香港本岛的近两倍，四面环海，办经济特区，海就是天然屏障。再者，厦门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语言相同、习俗相连，与金门隔海相望，最近处只有1000多米。就对台工作而言，任何一个经济特区都没有这样的优势。厦门全岛建成特区，有利于与台湾“三通”，这对开展对台工作、对将来祖国统一也有利。
邓小平对这一想法表示了肯定。接着，他又问项南，经济特区扩大后怎么个搞法？项南回答说：“希望中央给的权再大一些，让我们去闯一闯，最好把厦门经济特区建成自由港。”邓小平表示“可以考虑”。对项南提出的厦门自由港实行“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来往、货币自由兑换”的三条政策，邓小平表示，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但没关系，在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项南进而提出：“单有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还解决不了福建由穷变富的问题，最好是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也能对外开放。”邓小平表示：“这个问题，要等回北京后，跟第一线的同志们一起研究。”
2月9日，邓小平来到湖里工业区视察，并在这里挥毫题写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一意味深长的题词。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于2月24日专门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就视察经济特区的观感和实行的一些政策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正式提出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经济特区。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正式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同时批准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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