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务院日前召开的常务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克强重点强调了“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高层要在“改革开放2.0”的时期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度，但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中国国内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营商环境的优化，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若想落实这些政策，拉开一段距离，或许能将操作路径看得更加明白。特别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师，新加坡的视角尤为有价值。日前，记者在新加坡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清扬，他常年从事中国官员的海外培训工作，也曾为中国政府与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在他看来，在中国本身存在民企与国企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给予民营经济特别的倾斜，未来民营经济只能壮大，而不能被削弱。
习近平在最近一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民营企业是“自己人”（图源：新华社）
中国正在推进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备受关注。不过在最近几个月，伴随着“民营经济离场论”带来的风波，关于国有企业混改也出现了“新公私合营”的声音，以至于习近平不得不亲自出面解释，称这些解读都是不对的。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顾清扬：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国有企业是很重要的，存在的必要性毋庸置疑。真正需要小心处理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发挥作用的空间到底在哪里？体量应该大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国有企业的边界应该是不影响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不会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阻碍。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是克服国有企业弊端的一种方法，比如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淡马锡控股旗下很少有100%全资控股的企业，都是与私营企业的股份混在一起，星展银行就是（新加坡）国家资本占股超过20%，剩下70%多的股份属于私人资本。
混合所有制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新加坡的实践来讲，都可以说有利于纠正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问题是，到了中国具体的运作场景中，（混合所有制）变的扭曲了，变成了某种“国进民退”，实际效果有削弱私人资本、私人企业的趋势。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仍然对国有企业存在规则性与非规则性的优待。规则性的优待，就是政府给国企授予垄断地位；非规则性的优待是，虽然政府没有相关明文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却把国有企业给捧起来了，比如说国有银行会觉得向国有企业贷款对与向民营企业贷款相比肯定不会犯政治错误，因为在银行眼里，虽然同样会出现坏账的风险，但国企的出现的亏损与私企的亏损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是不一样的。
中国政府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在相关行业内部都是默认的。
顾清扬：都是默认的，而且因为国有企业有“大而不倒”的现象，国企的贷款项目往往在风险评估中居于有利的地位，银行因此会在给国企贷款的时候提供比较优惠的条件，这些使得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即便这样，民营企业还是挣扎着生存下来了，在经济没有严重下滑的情形下，这种国企优势的情形对民营企业造成负面影响不至于很大，就好像民营经济尽管不是“长子”，但总归还是个“儿子”，依然可以生存下去。
问题是最近几年中国国内与国际经济的大环境日趋严峻，使得大部分的民营经济处于挣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实际上存在的优越地位就格外具有诱惑力，与国有企业进行混改就变成了民营企业寻找“救命稻草”的一种途径，私企寻求国企入股，股权混合之后虽然面临被国企“吃掉”的风险，但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拿到“救济款”、拿到很多利益，总比垮掉要好。
这种现象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国企混改的目标本来是让国有企业扭转效率低下、软预算约束等自身缺陷，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目标，依然还是国营企业一家独大，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这种“国进民退”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背道而驰。要走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民营企业必然要得到长足的大发展，成为经济的主题，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民营企业的重要性，比如贡献了多少税收、GDP、技术创新，创作多少就业岗位等等，这都是事实，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有企业是互补的，而不是零和游戏的排斥关系。
如何才能是民营企业在实际中享受到平等的待遇，我觉得一定要给予民营经济特别的倾斜，特别是政策方面的保护。中国的大部分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有点不对称，国有企业普遍太大，而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面前就像一个小豆芽。原来的政策表面上好像是一视同仁的，但国有企业拥有自己的优势，就会在实际中占很大便宜，而私营企业就会被压抑。只有给私营企业特别的扶持，才有可能靠近国有企业的待遇。未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只能壮大，而不能被削弱，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顾清扬认为中国需要对民营企业给予额外的政策倾斜（图源：VCG）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最近一次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的论述，可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此前公开宣扬“民营经济离场论”的人本身在学界并没有什么分量，但话一出口却能在整个中国社会掀起非常大的反响。在理论层面，中共的执政目标中一直含有“消灭私有制”，而《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能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共在以后会不会对执政理念作出革新，还需要观察；但在实践层面，中共首次把民营经济定义为“自己人”，其中蕴含的意义与变化完全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
顾清扬：我觉得习近平这个表达非常重要，澄清了思想，稳定了民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这个核心词，于是有些人总是怕会变天、走回头路，按照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去消灭私有企业。我觉得如果中国真的发生了那种情况，就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怎么解决现实发展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冲突？我觉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给出了答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依然要凸显社会主义的公平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特征，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采取市场经济的手段，其中就包括私营经济，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所以习近平的澄清是非常必要的，人们思想中的混乱甚至恐慌，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国有企业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一个国家经济要想长期繁荣，私营企业同样重要，只是它们的着力点有所不同，国有企业关乎国家战略，而在广阔的市场领域，私营企业犹如细胞一样在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重要作用。
前不久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之前的演讲上，直言来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如果碰到营商环境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去找中国国务院商务部门的负责人，甚至“直接向我投诉”。这也从侧面显示出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正在发生悄然变化。
顾清扬：是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非常欢迎外资企业，也非常扶持“个体户”，也就是后来的民营经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很重要，不能因为强调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就否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
作为一个现代经济体，包括美国，无一例外都是混合经济，没有纯粹的私有经济，也没有纯粹的国有经济。问题是混合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各个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混合方式，但是理论上讲，不管怎么混合，私营经济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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