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布的十九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公报指出，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下更大功夫，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严肃问责。”官媒认为，这类官员表面上调门很高，表态很好，但在实际行动中不能落到实处。其最大的危害就是造成一种虚假的现象，误导上级领导，造成国家的大政方针无法落到实处。这类人与‘两面人、两面派’类似，都是对上一套、对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中纪委的观点正确吗？看似有道理，当官不能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滥竽充数。但细分析就有问题了。一是为什么官员们会调门高，表态好？二是为什么官员们行动少，落实差？三是为什么上级领导会被误导？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个我所亲身经历的故事。当我在国内某商业银行工作时，新调来一位年轻的省分行行长。40挂零，被誉为扭亏为盈能手。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了奇特的管理理念，那就是他的发明创造，“新型目标管理”。一说目标管理，大家都不陌生。但什么是新型目标管理呢？这哥们的观点很雷人，那就是看不见的目标才是最好的目标。是不是有点玄乎？不急，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个吃包子比赛。你平常可以一餐吃2个包子，但放开肚量吃，可以吃4个包子，你将目标定为4个包子。但他的新型目标管理认为你的目标太低，因为你已经预见能吃4个包子，说明你没有发挥潜能。最后你将目标调到100个包子，这个目标就是最好的目标。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吃100个包子，这个目标你完全不敢想，看不见，这就叫看不见的目标。于是开吃，最后你硬撑着吃了五个包子，不能再吃了，否则肚皮就破了。这哥们就会怒斥你，为什么定了高目标不兑现？你的责任心哪里去了？这不是忽悠领导吗？你说领导真不能再吃，人家的包子是享受，您的包子是要命啊。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问题，很多下级官员的高目标和高调表态是被上级领导逼出来的。
现在，我们回答上面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下级官员调门高，表态好？
因为下级官员不敢说真话，说真话领导不高兴啊。在1958年毛泽东搞赶英超美大跃进时，各地放卫星，进行吹牛皮比赛，牛皮都吹破了天。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成为了大跃进运动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随后，各地掀起了陆续放出小麦亩产卫星的高潮，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事迹，该社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9月25日左右，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稻谷亩产最高数为130435斤。1958年6月16日，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文章，论证了粮食亩产万斤是可行的。他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当时，连出生农民的毛泽东都信以为真，他还晚上睡不着，担心粮食太多了没处消化。1959-1961三年大饥荒，中国人因为没粮食吃活活饿死4000万人。后毛泽东就说是上了钱学森的当。
第二，为什么下级官员行动少，落实差？
因为调门高，脱离实际，完成任务难度大，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官员面临两难选择，不完成领导不高兴，说你是庸官、两面人，不老实，硬着头皮完成，就会危害老百姓。但如遇到习近平这样的强势领导，不完成任务就提头来见，那下级官员可就顾不得老百姓死活了。北京市驱赶外来低端人口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11月18日晚，大兴区 西红门镇 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火灾发生后，20日起，北京市部署了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在蔡奇大人领导下，政府官员带着流氓地痞像打了鸡血一样“打砸抢”，硬生生把睡梦里的外地人从被窝里赶到大街上，北京可是寒冬腊月啊。其实，蔡奇再昏聩也不至于作出如此荒唐的决策，他毕竟也在基层工作过。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习大大霸道，不干就是不守政治规矩，轻则罢官，重则双规。极权主义社会讲的是下级必须对上级效忠，必须绝对服从。在习近平的命令和老百姓的命运面前，蔡奇只能选服从习近平的命令，对老百姓刺刀见红。结果老百姓就民不聊生了。也有朋友会说，你的观点也不对，的确当今中国有太多庸官，忽悠领导，拿着老百姓的钱，站着茅坑不拉屎，就应该严惩。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上级领导会被下级官员糊弄？上级领导应该智商也不低，怎么像小孩一样容易被忽悠呢？到底是下级官员色诱了上级领导，还是上级领导性骚扰了下级官员？我的看法是当然应该问责上级官员。
为什么你不知道他糊弄你？因为没有一套科学的官员业绩评价制度。什么是两面人？什么是不老实？什么是不受政治规矩？这些都是主观标准，没有办法客观衡量。如果上级官员瞎指挥、胡干蛮干，不服从就要摘下级官员的乌纱帽，那下级官员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了，结果就是当今中国的全面流氓化，民不聊生。
这里，我再给观众朋友们讲个我了解的故事。我有位朋友，毕业于名牌大学，后分配到一个省会城市的区政府工作。他工作很勤奋，人品也很好，得到了全区上下的好评。经过多年的奋斗，他从区长秘书逐步提拔到副区长。当时全区正在大兴土木搞开发，由于土地开发直接关系到全区的税收，所以，当地旧城改造量很大。但区中心一块黄金地段的土地拆迁遇到了麻烦，居民就是不搬。要与房屋共存亡。一天，区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要他接替负责旧城改造的副区长的工作，因该副区长被居民殴打住院了。限时一个月啃下这块硬骨头。开始，我朋友觉得尽管工作有难度，但他还是有信心完成。但当他接任后，发现情况完全超乎想象，因为居民提出的条件政府无法答应。几轮谈判，最终破裂，后居民封锁了小区入口，拒绝对话。眼看一个月时间快到了，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区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他几次想找区长辞了这活，但知道那意味着仕途的终结。一天，城建委主任看他无精打采，便建议他可另辟蹊径。我朋友一听，眼睛一亮，什么蹊径？他问道。城建委主任嘿嘿一笑，说可把拆迁委托给刘汉。我朋友一听马上拒绝，因为刘汉是本地的黑道老大，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公安几次要抓捕他。但后来，我朋友感觉无路可走，也就见了刘汉，叮嘱他不得违法犯罪。果然，仅仅一周时间，刘汉就完成了拆迁任务。他的办法就是使用暴力拆迁，把八十岁的老人打得满地找牙，把一个泥塑家的双手硬生生砍掉。后来，我朋友提拔了，被调到另一个区当区长了。有次，我们喝酒，他喝醉了，哭着说：“我知道我不对，但没路走啊。这个国家就像一个黑帮，既然入伙，就要守道上的规矩啊。”
最后，我回答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有无治理庸官的有效办法。当然有，美国就是榜样。官员与公务员职能分离。公务员按照绩效管理，奖勤罚懒。官员通过公开竞争产生，选票在老百姓手中。完不成竞选承诺，走人。加之，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就把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官员就变成了公仆。而中共则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官员和公务员不分，官员晋升靠领导好恶。选票在领导手中，他当然对领导负责，加之，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就把人民的权利关进了笼子。中国也就变成了一个从上往下扇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老百姓不怕庸官，就怕就酷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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