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进愈阻，永无止息。”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当地时间1月23日在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用“魔高一尺，道高八寸五”形容监管和市场的关系，3天之后的1月26日，中国第一个向金融市场“野蛮人”宣战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卸任。
虽然中国国务院随后便宣布刘士余的新去向——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但是被外界视为欲在证监会主席职位上有所作为的刘士余的离职，不仅让人感觉到了那么一丝怅然，也让中国证监会主席这一“火山口”上的职位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而中国证监会主席“难做”的背后，是中国金融监管的难为。中国金融领域的监管与反监管磨刀之争，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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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大风险 王岐山的魔道之争 中共高层屡发檄文
北京时间201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出席的党政军省部级一把手中央党校研讨班开办仪式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面对七大风险，高度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犀牛”事件。同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经济数据，2018年全年中国GDP增速为6.6%，
这是中国经济创下28年来（自1990年至今）增速的最低，加上来自外面的中美贸易战与来自内部的民营经济信心不足，因素叠加共振的后果是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空前。习近平此刻这样的表态，显然是中共高层的经济安全观的集中表述。
中国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参与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设计，对中国金融市场有着足够的了解，所以在2019年1月23日的达沃斯轮胎上才会有“魔高一尺，道高八寸五”之说（图源：AFP）
回顾中共高层近年来对于经济的公开讲话可以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的表述已经出现多次。比如2017年12月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曾经明确指出，“防控重大风险，就是防控金融风险”。2018年11月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中，中国央行也再次对技能风险敲响了警钟：一些“灰犀牛”风险继续威胁着中国经济。报告还称，习近平把遏制金融风险视为一项首要任务，中国高层官员在应对他们发现的危险领域时一直直言不讳、积极主动。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近期在达沃斯的公开讲话，验证了央行的这种表述。1月23日，王岐山在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演讲结束后，与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展开了一场对话。在谈及针对规则和标准时，王岐山强调“规则不能跑到发展的前面”。他以当年在中国央行从事金融监管工作时的经历为例，称：“我当时讲过一个故事，中国历史上有句话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说的这句话不对。举个例子，严格意义上，警察永远走在小偷后面。如果警察一直走在小偷前面，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小偷了，监管和市场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说应该修改一句话——魔高一尺，道高八寸五。”“这就是理想和理想化的区别，这就是监管和市场的区别，这就是标准和创新的区别。”王岐山称。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作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业在中国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已经呈现出监管跟不上行业发展的尴尬。如何把控金融风险，让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成为中共高层必须面对的问题。
2017年4月25日的中共政治局“金融安全”集体学习会议上。主持会议的习近平不仅称金融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大事，更是在讲话中19次提及“风险”，强调“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正是在习近平此番讲话的基础上，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出了“系列述评”，将维护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而从习近平2017年4月25日的讲话中可以发现，中共高层已经或即将在中共金融领域有如下动作：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风险点；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高官员金融监管能力；加强党（中共）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说法，让人联想到2015年的大陆A股股灾风波以及其后盛传的“金融界内鬼”事件：2015年6月12日开始，中国证券市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惨烈行情，上证指数从最高点5178点跌到2655点，超过90%的股票跌幅超过50%，持续性的千股跌停成为千古奇观。
而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投入超过1万亿人民币的资金做多、限制卖出、动用公安机关查处恶意做空等举措“暴力”救市，与空方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多空大决战。最终中国股市流动性恢复，但股市20万亿人民币财富灰飞烟灭。
当时的种种金融乱象被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推进中国改革的中共高层的公然挑衅。而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2017年4月25日公开强调“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或从侧面证明这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确实在金融监管领域遇到极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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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揭露“猫鼠一家” 刘士余怒斥野蛮人 监管层祭出各种监管手段
因为2015年的A股风波不仅仅是一场股灾，一场政府被迫参与的多空博弈，更是中国金融监管漏洞的一种极端爆发，以至于有观点将之称为“经济政变”。当时就有媒体更斥责金融监管机构是大鳄操作市场、“闷声发大财”的“幕后黑手”。“金融风险”这四个字如此犀利地投射到中共高层的案头，以至于熔断机制、降低新股上市门槛、实施IPO“注册制”、恢复转融资业务等政策接连推出，但是这一切治标不治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中国金融领域屡禁不止的违规、违法乱象，中南海高层、中纪委以及金融监管层联合出手。
2016年2月接手中国证监会时，刘士余面临证监会熔断政策失误，稽查能力备受质疑的问题。三年后，刘士余离开时，证监会树立了从严监管的形象（图源：VCG）
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上任不到一年的中国证监会刘士余说，“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两个月之后，即2017年2月10日的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刘士余再说，“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这位刚刚在2019年1月26日卸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在任三年期间，不仅遏制资本杠杆风险，建立IPO注册制和退市制度，而且证监会行政处罚数量金额连年刷新纪录。
刘士余的严监管和中共高层的公开表态指向一致且形成呼应之势。2017年3月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面对金融腐败，对个别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等非法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
不仅是中南海高层和金融监管机构官员，中纪委官网2018年1月30日也刊发署名文章，直指中国金融监管“猫鼠一家”。而在此之前的2014年3月，中国金融监管的部署便已展开。当时中纪委机构调整，纪检监察室的数量增加至12个，其中的第四监察室即负责主导金融系统反腐工作。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金融反腐一直处于高压状态，金融监管领域的诸多官员包括原中国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育军、中国银监会原党委委员、主席助理杨家才先后落马。
针对金融市场“大鳄”的打击也低调加速：2015年6月，在香港上市的数字王国实际控股人车峰被中共官方带走调查；2017年1月，“明天系”掌门人、资本大鳄肖建华从香港被带回大陆协助调查；2017年6月，安邦保险董事长吴晓辉“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而曾经叱咤国际资本市场的安邦、复星、海航、万达这四大典型的民因企业，也在中国政府监管之手的控制下，从2017年年中开始结束疯狂的全球收购模式。
而这些中资大企业的战略收缩背后，不仅有着中共高层要从宏观上把控金融风险的意图，也有管控资金外流的目的。在中国，政治稳定的前提首要着重经济安全，对中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增长也代表着宣扬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因此2018年年初的中共党媒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之重器”。这种定性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全面、严格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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