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龙应台于2019年2月12日发表《以记忆还给记忆，以尊严还给尊严》一文，叙述2018年金门炮战（台湾称八二三炮战）纪念日时民进党政府的冷淡。接着援引英法德等国寻找和迁葬战士遗骨的例证，以及氏着《大江大海1949》的故事，对比国共内战的兵荒马乱令生者无暇检索安葬阵亡将士，感叹“1949，是海峡两岸政治、社会、文化的基因；一回头，已是70年，脚步仍踉跄”，并称“《大江大海》至今是‘中国’的禁书”。最后龙应台含蓄地写道：“国家和个人一样，从态度看出品格。怎么对待受伤的人，怎么面对自己的错，怎么选择遗忘和记得，也就是说，怎么对待历史，就是品格的高度。”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多次批评中国大陆缺乏“文明”
过去，龙应台写就的《大江大海1949》，缕述在国共内战里颠沛流离的百姓故事，其自承写作初衷是疑惑现代社会在看待过去时“怎有这么大的愚昧”，称“我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颂扬“正因为这些失败者汇聚在台湾，慢慢发展出一种远离战争、国族的价值观”，形容“这才是文明的价值”。龙应台甚至还呼吁北京领导人“以最谦卑的心情”重新了解台湾史，并称“要跟对方来做朋友、或者做亲人，前提一定是要知道对方在哪里受过伤。你如果对他受过什么伤，不知道而且不在乎的话，那么连起点都没有吧。
”结果龙应台的著作，遭到台湾学者李敖另写一书《大江大海骗了你》回击，重重批评其史料错误，且只看现象、不谈原因。
中国历史在台虚无化无论是在《大江大海1949》或近日的《以记忆还给记忆，以尊严还给尊严》，龙应台都未真正点明或批判台湾社会何以敢漠视或曲解历史的原因，正是因为国家认同，早已在台独势力长期的恣意“去中国化”下分崩离析。过去“中华民国”政府尚自居为中国正统时，台湾社会对于自称“中国人”毫无异议，对于近代中国的积弱也咬牙切齿，对日本的侵略更未忘却。但自从原有的中国认同遭台独瓦解后，认为两岸同属一国者成为少数，认为“中华民国”仅指台湾的“独台”、以及主张台湾需要“正名制宪”的“台独”，逐渐成了主流民意。甚至为了否定中国领有台湾的正当性，还屡有部分人士美化日本殖民甚至站在日本立场诠释二战的言论，进而指责“中华民国殖民台湾”，借以割裂两岸间的法理与历史关系。
这样错乱的认同，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的弥漫，令台湾社会自割于“中国”范畴之外，将“仇中”、“反中”、“疑中”视为“政治正确”，如此一来，自然不会正视金门炮战的牺牲者，也不会正视国共内战的缘由，更不会正视两岸人民在政治、文化与血缘上的相连，因为那些都是“中国”的历史、是“外国”的过往，当然不会也不需要探索和追思。而当缺乏或迷失该捍卫的“国家”后，又岂会有龙应台痛惜的“国家品格”可言？毕竟在台湾社会，原有的“中国”早已异化不保，几乎成了大陆的专称。
而最矛盾的是，连龙应台自身也在文中指称大陆为“中国”，但她在1984年发表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内指责台湾的不文明现象时，犹自称为“中国人”。结果时过境迁，龙应台也随波逐流，与认同转变的大多数台湾人一样，跟着喊大陆为“中国”，成为自己笔下批评的历史失忆者。在《以记忆还给记忆，以尊严还给尊严》文内，龙应台还举德法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以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并肩的和解姿态，对比国共双方对彼此将士的忽视，但这种类比更有“两国论”之嫌。毕竟，一场是国际战争，另一场则是内战。而这样的昨是今非，龙应台是如何要求其余台湾人选择记住什么样的历史、成就什么高度的“国家品格”？
爱国心无关文明此外，龙应台多年来不时宣扬“文明”，其在《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里便自称“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也曾指责大陆缺乏“文明力量”致使得不到港台民心。在龙应台的价值观里，超脱国族、追求自由才是一个社会的理想文明，因此爱国成了感性的呈现，人道自由才是理性的典范，这样的二分法使她发出“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的论调，大陆在其眼中遂成了盲目爱国、粗鲁压制台湾的霸主，而台湾则是谨守礼法的弱者，需要更多大陆的礼让与尊重。
因此，当2016年12月龙应台前往香港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时，对满场听众合唱《我的祖国》感到十分诧异，事后在《大河就是大河》一文里称这是首“红歌”，并认为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承认受这首歌启蒙需要“勇气”。龙应台恐怕无法理解，爱国原本是件自然的事情，各国皆然，根本毋须冠上文明与否的标签，而在她认知里理应最“文明”的香港，竟也有这等爱国情怀，应该是令其最无法释怀的一件事，故又在文章里说道“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无视该曲隐喻的政治性和引发的爱国心，因而遭到不少人士与媒体的批评。
这种过度判分与窄化文明优劣的作法，还屏蔽了龙应台清楚认识大陆的能力。
2018年9月，龙应台在脸书（Facebook）发文表达对沈阳警察救助伤员的讶异，其原本还质疑警察“会不会把那人当罪犯对待”，最后才赞许“基层警察的举止是文明的一个指标”。还有龙应台自2009年起便自称《大江大海1949》在中国大陆遭禁，并揶揄道“当一个泱泱大国有自信的时候，就不会做出封锁消息的行为了”。但事实上2009年北京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便出面澄清，称未封杀龙应台的著作。
2015年，曾承揽龙应台著作大陆版权的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也称《大江大海1949》都在同情和为失败的国民党辩护，但“是非终究是需要明辨”，因此难于安排出版。且即使未印行简体版，《大江大海1949》在大陆的流通依然不受限制，微博上也有不少读者的感想。但龙应台出于自身对大陆“不文明”、“专制”的成见，对这些事实却迟迟未发觉，反而透过讴歌“文明”推波助澜，变相散播关于大陆的偏谬信息，更替弥漫着“仇中”风气的台湾社会深化对大陆的不信任和不理解。
事实上，如龙应台般的人士在台湾社会并不少见，且乍看之下“文明”是渠等的最高标准，但在面对欧美或自身的“不文明”或“爱国”现象时，却未表达同等力度的批判，反倒对大陆异常严格，结果成为理解大陆和促进两岸关系的屏障。最重要的是，龙应台既要讲求超越国族的文明，却又要指责忽视历史造成失去国家品格，自相矛盾的言论，正精确反映台湾社会的认同变迁和历史虚无主义，也未认清造就此混乱的根由。倘若龙应台之流想要诉求“文明”，不妨先审视台湾社会歧视与丑化大陆的各类言行，究竟有多少符合渠等心目中的“文明”标准；倘若想要呼吁不应遗忘历史，也不妨审视台湾社会赞扬日本殖民与“去中国化”的各类史观。
假使龙应台无法不用双重标准评判这些事情，也回忆不起从前那个自称“中国人”的自己，徒然以温情语言包装乱象，终归只是文青式的喟叹，丝毫无助国家认同早已破碎的台湾社会直探问题本质，更不会令两岸局势停止踉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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