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西方有大量著作和文章论述“自由主义的死亡”。但自1870年以来，类似的死亡通知不绝于耳，自1920年之后就几乎一直连续不断地被宣布死亡。不过，喊了多次“狼来了”而狼没有来，这次对“狼来了”的喊声，就可以只当耳旁风吗？
今天继续刊出刘擎的《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长文的下半篇。如果说昨天刊出的上半篇，比较多地结合美国和欧洲的重大事件实际，那么下半篇的内容更与本文标题中的“西方思想”相吻合——更多地涉及更带普遍性也更带根本性的争论话题。就算从科学和教育等领域的具体争议或诉案引出和展开，学界大佬高手们，也是在围绕自由主义的困境、“政治正确”的局限等等与普世价值密切相关的层面上交锋。
最近几年，自由主义普世原则在西方列国接连遇到重大挫折，过去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在被视为这些学说实施“样板”的国家，竟都出乎意料迎头撞墙，甚至在严重的政治和社会争议中陷入僵局、无计可施。即使是自由主义最忠实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认，许多问题并非可以归罪于专制主义的后遗症，或者赖到敌视自由主义的势力或明或暗的破坏捣乱上，而就是制度出现了漏洞、思想暴露了软肋。
本来就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甚至势同水火的国际国内那各方政敌，趁机痛加挞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必多加理会；但严肃的思想者，必须直面现实，正视自己的思想武器的短板。
刘擎在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2018年，有大量的著作文章论述‘自由主义的死亡’。”但他又引用印第安纳大学科尔和克拉图两位教授的文章说：自由主义“最初死亡发生在18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而自1920年之后就几乎一直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不死亡，而保守主义只是偶然死亡，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会如此频繁而持续地被宣告死亡’？”
过去多次宣告过“自由主义的死亡”，而自由主义一次又一次地宣告：我活着呢！——这确实是历史事实。但是是否可以引出结论：对当前的自由主义困境可以不以为意？
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其《未来简史》中，反复论证了这种盲目乐观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不靠谱。是啊，喊了多次“狼来了”而狼没有来，难道这次对“狼来了”的喊声，就可以只当没听见吗？
如果一种理论无法解释、更无法应对社会实践中提出的挑战，势必被人们甩到一边，而另外寻找能够解释、能够应对社会实践中提出的挑战的理论。自由主义也面临这样的可能。自由主义必须对各种挑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并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理论体系的短板予以修正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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