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李卓人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达21年,是香港泛民阵营的一员勐将。他1978年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转行从事职业健康工作,后来转投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开始参与劳工事务。经过多年的磨砺,养成善于处理劳资纠纷和工运问题的特长。

他在香港民运中的角色也很瞩目,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他曾带着190万港元的香港市民捐款到北京支援天安门学生,被大陆公安拦截并一度拘禁。他随后一直在香港支联会担任核心职务,曾任支联会主席,现任秘书,负责日常事务。
李卓人是香港社会运动及劳工运动知名人士,是代表19万会员,有超过90个属会的香港职工会联盟创立者之一,目前担任职工盟秘书长。另外,他还参与创立了香港工党并担任副主席。
多年来,李卓人都是代表香港劳工界参与议会事务,在立法会内因善辩是非,处处为基层劳工发声,理性抗争,顾全及维护泛民阵营的团结,赢得泛民支持者的口碑。
本土思潮有多重定义
李卓人在谈到2014年“雨伞运动”后本土思潮兴起时表示,本土派不是一个标准划一的流派,他们的理念有些可以讚同,有些则难以认可。其中一些是政治发展的必然,例如中共扭曲一国两制的初衷,以一己之意识形态强硬对待香港,令到香港的年青一代乃至所有香港人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普选没有希望,觉得中共出卖了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变得信不过,回归是受骗了,这些想法很自然,也是必然的。有些人因这个自然和必然现状,产生对中共的反感,对香港失望,无可避免。
他说,在这个自然和必然中,本土思潮衍生了几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排外,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大陆人而不是中共政权,指责大陆新移民滥用综援、房屋和医疗系统,把个别现象扩大为普遍现象。大陆新移民无辜地成为本土思潮所指责的对象,变成众矢之的,有些新移民惨遭家暴,沦为单亲家庭,还要独力抚养子女,好不容易申请到公屋或综援,我们对他们是持有同情立场的,但是本土派却把这种现象作为中港矛盾的一部分,看做是本地人与新移民之间的矛盾,迷惑了一批追随者,同时也配合了本土派选举的需要。
第二种思潮是港独,港独诉求的兴起有其自然性,因为人们不满中共的香港政策,又无法与之抗争,只能退而求独立,与中国分割。如果民主派批评他们无法实现港独,他们也可以反驳民主派经过多年抗争照样无法达成民主。
李卓人认为,即使港独不是真正的出路,本土派也有权有自由这麽想,但前提是要打败了中共,才能自决未来。个人认为可行的办法是他们应该联合泛民,以求打败建制派,打败中共。可惜本土派不这麽想,他们反而仇视传统民主派,觉得泛民帮不了香港,没有人能够帮到香港,对泛民失望,觉得泛民已经无用,甚至是阻住地球转,这些属于本土派中的焦土派。
此外,还有一种本土,不是排外的,是文化上的本土,香港人本位的本土。这是一种地方色彩的保护性思维,目的是为了保护香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香港固有的生活方式。
本土派被中共利用来打压民主派
李卓人说,儘管本土派的最大敌人是中共,但是客观上这些人被中共策略性地利用了来打击香港泛民,效果颇为成功。港府秉承中共的政治打压套路,先是针对本土派和偏向本土思潮的势力,利用解释牵强的法理来DQ(取消资格)部分本土派参选人,进而造成本土派与民主派情绪上产生鸿沟,立场上出现切割,选举上实施阻隔,导致中共实现了对反对派打压的目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8年11月立法会九龙西补选,李卓人作为被DQ的刘小丽的候补(Plan B)出选,因本土派支持者的票源不足,加上同是非建制光谱的冯检基加入竞争,最终失利于建制派对手。
据观察,按照以往立法会选举的支持者分佈,支持建制派的选民佔40-45%,支持民主派的选民佔55-60%,但是在本土思潮兴起后,民主派支持者中的部分年轻票源投向了本土派,这部分票源约佔15-20%,民主派和本土派变成了观点对立的两个派别,选票互不支持和相通,结果建制派获得渔翁之利,在2018年的两次立法会补选中均取得胜利。李卓人所指的本土派被中共策略性利用主要是说本土派从民主派阵营中分裂出来后,分薄了反对派在选举中的优势票源,同时在针对中共的抗争中,拧不成一股力量。
与其他泛民主派人士所忧虑的一样,李卓人担心,只要中共在经济上控制了香港,政治上就会继续打压反对派。本土派和港独派被中共分化和利用,造成对泛民选情的威胁,本土派不出来投票给泛民,使泛民难以赢得选举。
泛民与本土派的调和面临挑战
李卓人认为,泛民本身也有责任,过去一直习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政党各自为政,缺乏政治纪律和阵营规范,只有协调,没有核心,各党派偶有相互攻击,外界便认为泛民内部不团结,抗争无效率,失去了选民信心。
他总结不久前失利的补选,说,自己背负了泛民的种种负面杔西,政策的失败或者是不完善的行动等,受到激进和温和的两种泛民支持者的指责。总体看,泛民支持者的基本盘没有鬆动,但是这次吸引不了新的票源最为致命。本土派认为泛民没有诚意搞好非建制阵营,不投你票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很难怪这些本土派,跟他们解释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起作用。
他说,即使是本土派,他们内部的矛盾也往往不可调和,因为一点小事就割席,这种矛盾有时比对泛民的矛盾还大。这就很不好了,这是很致命的。我们这一代,毕竟善于求同存异,不会因为一言不合便割席,能够包容不同意见。本土派还有一种想法,认为议会无用,投票无用,这种思潮影响了相当部分的本土派支持者。
事实上,朱凯迪、刘小丽和香港众志,试图将自己定位为有别于传统泛民的本土,策略上是为了取得选票,他们在某些问题上还会批评传统泛民,但最终给了籍口建制DQ自己,结果是这一代被废了武功。选举的比例代表制导致了本土派不能很好地与泛民合作,只有打击别人才能抬高自己。
李卓人认为,对本土派始终是要接受,与泛民一道努力,应该争取他们,以中共为最大敌人,泛民应该大大方方争取他们,不要介意他们如何攻击我们,虽然他们目前不想与我们为伍,但是如有机会仍应该支持他们。本土派也是市民一部分,要做大块饼,有合作的议题,给人看到泛民是有用的,要支持本土派参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相信他们进了议会,始终会与泛民合作。
区议会选举是泛民与本土派合作的契机
李卓人本身在泛民和本土派中间是个争议不大的人物,他在2018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失利,痛感泛民和本土派有需要在未来的选举中相互合作和支持。在不久前的一次与本土派代表对谈中,李卓人指出,相信年底区议会选举是双方合作契机之一,应多鼓励本土派素人参选区议会,更表示若本土派要求,他愿意协助站台,他认为若本土派当选区议员,两阵营可联合起来,讨论一个大区的整体规划,在不同议题上分工。
至于合作空间的议题,李卓人称自己在文化价值上其实相当本土,“普教中我反对,当然是广东话(教学),有什麽问题?”
与李卓人对谈的本土派代表陈泽滔表示同意,他说甚至新移民审批权的议题,其实双方都可合作。
本土派与泛民过去龃龉不断,由选举部署到各种议题均有分歧。陈泽滔承认本土派最大问题是“仇恨本位”,但若所有事都牵扯到仇恨,最终什麽都做不了。其实泛民和本土都有煽动仇恨的人。
李卓人强调,就算泛民被消灭也不代表本土派会抬头,反而意味着中共侵蚀更多,停止内耗才是出路,希望能够扭转市民的无奈感。他说:未来是属于任何人的,不是属于民主派,未来属于香港人,香港人应该不分本土派、民主派,而是“香港派”。
勇武抗争不应是洪水勐兽
民主派与本土派另一分歧在于抗争手法,3年前的“旺角冲突”,李卓人并没有简单批评抗争者,而是批评制度暴力,他希望泛民政党能更包容,不一定要发声谴责暴力。
李卓人以法国“黄背心运动”为例,不讳言勇武抗争未必无效,更指旺角冲突的武力程度,放在全世界而言是“小菜一碟”。法国连续多周出现“黄背心”运动,演变为暴力冲突,示威者纵火、设路障,警方施放催泪弹、水炮驱散人群。李卓人认为不应排除勇武抗争,也许最后可能奏效。他称法国、韩国不时出现类似事件,社会整体却是平静。
不过,李卓人也明白香港人尚未准备好勇武抗争,他亦无法做到,然而在社会制度压迫下,不应将之当成洪水勐兽,“香港人未ready,但不可以说ready的人不对”。
据观察,无论是本土派的勇武抗争,还是泛民的长期推动民主,至今都是效果不彰。这与香港的社会环境、市民心态、政治多元、国际背景以及北京的宏观控制有关,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内部的派别竞争、价值观异同,都会导致不同政治力量或组织的“细胞裂变”,从而影响政治生态的平衡。泛民与本土派的团结合力,需要共建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体系及策略平台,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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