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北京语言学院恢复招生，白乐桑作为复招后的首批法国留学生之一来到中国。他曾在欧洲大陆上竭力遥望这片东方文明，翻字典、下围棋，却在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后，对一杯当地人端来的热水颇感费解。彼时的环境仍在波动，白乐桑争取到机会，和中国同学一样，进工厂、下农村，深入农家开门办学。他没有想到，直到回国之后，自己仍没有中断对汉文化的研究，成为了一名汉学家。
时代的切口逐渐打开，大批海外学者涌入中国，他们中很多人像白乐桑一样，在这颗陌生的“月球”上不断碰撞，不断交融。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流动的空气，也践诺着远行者的使命，在异乡留下珍贵的故事。
天已经黑透。
冬夜里，北京机场路上有自行车三三两两地滑过，街道两边长着白桦，没有人大声说话。临近街道矗立着一座大型建筑楼，带有明显的苏联式痕迹，建筑外部悬有巨大的毛泽东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都是北京首都际机场唯一的航站楼。
白乐桑下飞机后，和同伴站在航站楼大厅里等待行李，脚边一块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当日航班行程。一段时间后，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前来迎接他们，试图用意大利语与白乐桑交谈。白乐桑说：“我们是法国人。”老师回答：“我知道，法语和意大利语差不多。”造访“月球”1973年11月，一批留学生涌入了北京语言学院，自四面八方降落在中国红色的腹地。
那时“文革”推至半途，正迎来某种模糊的僵持。在制度回暖的关口，“文革”初期被撤销的北语从六年断谷中复苏，由阜成门马尾沟北外西院迁至五道口矿业学院旧址，重新开始接纳外国留学生，而学校墙壁上的大字报昭示着未褪的浪潮。
作为中转站，北语向留学生们提供一至两年的预备汉语教育。复校后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很快被安置下来。他们主要来自三种国度，分别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学生人数依次增多。
学校安排留学生与外语系的部分中国学生住在同一宿舍楼，但并不同屋。宿舍楼内统一装有喇叭，每天早晨六点半左右准时播放歌曲《东方红》，长约十分钟的新闻社论紧随其后，播音员在音乐快结束时大声念出开场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白乐桑经常被喇叭声吵醒，于是某天他和另外几个法国同学偷偷把电线剪断，第二天如愿睡了懒觉。“我们法国的学生是最不遵守纪律的。”他一边做出剪刀的动作一边说道。
作为中法建交后第一批留学生之一，白乐桑称中国为全然陌生的“月球”国家，来中国之前，他与之接触寥寥，主要来源于高中哲学课上老师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提及，但这并未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记。考入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后，白乐桑遇上法国的教育改革，学校规定所有学生必须修两门专业。对于外语的兴趣让他选择了西班牙语，但他很快因为感到乏味而放弃。
某天走过秘书处办公室时，白乐桑恰好抬头看到了“中文系”三个汉字。与印欧语系截然相反的文字带来了一种新鲜的挑战感，因此他立即向中文系申请注册，成为中文系第七名学生。很快他又买回一本新华字典，从开头翻到末尾，在所有认识的字旁打一个小勾。
在白乐桑看来，中国文明与他所接触的所有欧洲文明都有极大的不同，“追求陌生感”的天性使他对中国文化的兴味也日益浓厚，有时候他去书店寻找关于围棋的书，在课上请求台湾来的老师教他们下棋。但他甚至不知道中国人习惯于喝热水。直到进入中国后，北语的接待老师给他倒了杯热水，他依旧困惑地想，为什么对方没有拿来茶叶。
作为第一场“Cultural Shock”，这杯水烫在白乐桑敏感的神经上，让他意识到这里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地方。同样，对于中国而言，时隔多年的开放抛来的是一群原先并不嵌合在七十年代叙事里的存在。
四方摸索每学期，学校都会组织学生进入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但中途到来的留学生并不位列其中。
“我们要求，跟中国学生一样。”白乐桑随时都在为自己的好奇心寻找可能的出口，想要窥探“月球”的背面。他和同学多次向学校提出意见，表示他们也愿意去工厂、农村学习，同时愿意与中国人同吃同住，但这些要求都被拒绝。
于是他们想出了贴大字报的办法，约好深夜出门，写上“我们，外国留学生，也要去农村锻炼”，再悄悄潜回宿舍。
次日早上，当他站在窗前，看楼下的中国学生慢吞吞地做广播体操时，学校领导敲响了房门，将他们带往校长室谈话。那是白乐桑第一次见到北语的副校长，他责备他们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
闹剧由此沉没，但并非毫无声响。两个多月后，学校发出通知，表示留学生可以和中国学生一起，去工厂和农村办学体验。留学生们欢呼雀跃。
与此同时，奥地利学生李夏德已经拿到维也纳大学的留学奖学金，即将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转车莫斯科，前往中国。他在火车上度过了十天，窗外频繁闪过沙漠和荒原，途经莫斯科时，俄罗斯农民在车站售卖很甜的水果。而当他注意到餐车里换上中餐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跨越了边界。
到达北京后的几天，李夏德和同学到五道口与四道口附近各自买了辆自行车。接下来的一年里，这辆自行车成为他闯荡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
他时常与两个留学生朋友骑车前往故宫、王府井、长安大街等地闲逛。那时长安大街正在建造北京第一栋五层以上的建筑——北京饭店，每天有不少人驻足观看。邻近的王府井内有家规模较大的书店，一眼扫过书架，多是毛泽东、浩然与鲁迅的名字。
位于复兴门内大街97号的长途电话大楼在1975年投入使用，成为北京唯一的国际长途枢纽，彼时尚未竣工。李夏德每月来这里和父母通话一次，填写申请表格、上交。在一小时的等待后，他被领进一间放有电话的屋子，接过拨通的话筒。话费不便宜，只够说上两三分钟。
偶尔李夏德还和同伴骑车去天津，他们从北京郊区穿行而过，抬头四望都是绿色广阔的田地，其间星散着农民。与北京不同，天津当地几乎没有国外面孔，因此他们的身后常常跟来近百个孩子，争先恐后地“看外国人”。
李夏德在奥地利的父母曾寄给他一只速度表，用来统计骑车里程。半年内，表上的数字已经超过两千公里。而入冬后天气寒冷，他偏向于坐公交，极度拥挤的状态下只能用单脚站立，另一只脚悬于空中。在人口总数180万的奥地利，这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事。
李夏德有一种让他颇为得意的挤公交车技巧：“每次我都站在最前面。如果你很客气，你就没有办法上。”开门办学完成北语的预备课程后，除回国的学生外，其余留学生均按照所选专业分流。本专业为哲学的白乐桑因此被转入北大。
1974年8月底，白乐桑搬进南门附近的一栋宿舍楼。房间规模不大，两张桌子靠墙相对摆放，各配一张书桌。与他同住的是名解放军工农兵学员，一样来自哲学系，初次见面时头戴绿色军帽朝他笑着问好。
第二年的学习里，他已经能够用中文记笔记，在课上听懂老师对黑格尔与列宁的介绍。北大另设留学生食堂，与中国学生食堂区分开，但在留学生们多次提出意见后，允许留学生进入中国食堂。
每周四中午，中国食堂供应饺子，白乐桑几乎一趟不落。在那里，他还遇到过自带调料的解放军学员，将大蒜泡在醋里，请他用饺子蘸着吃吃看。
留学生食堂中普遍售卖蛋糕，但却是用猪油制成，大多留学生无法接受。后来他们在中关村十字路口发现一家卖蛋糕饼干的店，味道柔和。于是每个礼拜天上午，留学生们约好轮流给所有人买蛋糕。
临近傍晚，这条路上偶尔会有卖荸荠的摊贩。白乐桑不认识荸荠，也听不懂它的中文，便只凭借外形猜测它是栗子的一种，顺道买了几斤带回学校，打算和法国同学烤着吃。他们把皮剥掉后尝了一口，发现它没有味道，并非栗子。
几个月后，白乐桑在农村又发现了这种食物。它和蔬菜肉馅混在一起，被农民用来包饺子。一旁的中国同学告诉他，荸荠可以使饺子的口感更加柔软。那时他在农村已经待了三周，是第一批参与开门办学的留学生。
与北语相同，北大开门办学也分为两批。第一学年里，各国留学生组成独立的学生团前往农村与工厂，由一位老师专门负责。但到第二学年，学生不再按照国家分配，而是根据院系。包括白乐桑在内的七名外国留学生与七个中国学生在哲学系的安排下，乘大巴去往附近的人民公社，并被分配到不同的家庭。
白乐桑所在的家庭有四口人，一对夫妻与两个孩子。屋子是普通的农村平房，进门处放着炉子，对面墙壁上挂有毛泽东的肖像画，而两侧是炕。早晨六点，他们和农民一道起床，去田地干活，八点回屋吃早餐，下午参观农村。
当时正值西红柿成熟时，他们会帮农民收获运送，把西红柿装车。负责赶毛驴车的农民对这群留学生充满好奇，在等待的时候，他问白乐桑，你的国家在哪里。白乐桑回问他：“太阳落山在哪里？”老人指向西方，白乐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对他说：“我的国家就一直往前走，可是很远，大概要走一个月。”农民听完后点点头，赶着毛驴车运走西红柿。再回到原地时，他又问：“你们国家一天有多少小时？”白乐桑怀疑自己听错了问题，犹豫着答道：“和你们一样。”除此以外，冬天的农活与春夏相比较少，因此有很多闲暇。村里因此组织过一次露天电影放映，街道上摆满板凳，农民和留学生裹着棉袄皮帽坐成两堆。多年后，白乐桑只记得那天晚上放的是部外国电影，但谁也没有注意看内容，农民与留学生都在寒冷的北风互相打量。
同一年里，李夏德结束在阿尔巴尼亚联合人民公社的体验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第二机床厂。每天早上六点，他准时起床吃早餐，学校的大巴将在八点送他们前往目的地。
在工厂的生活与农村相似，学生们不负责主要工作，多数时间用来观摩工人操作。临近饭点，工厂开始分发塑料饭盒与勺子。盒里装着米饭、蔬菜和肉，所有人吃完饭后就在工厂里靠着机器打盹。
李夏德喜欢唱歌，在来到中国前曾是维也纳青年合唱团的一员。当时，北语给留学生专门开设了革命样板戏学习班，由一位女老师教授，一周一次。李夏德对此兴致盎然，学会了包括《红灯记》在内的诸多样板戏。
当第二机床厂工人为了打发时间，问谁会唱歌时，他毛遂自荐，当着所有人唱了一首《提篮小卖》。一曲完毕后，工厂所有人都鼓起了掌。
返航当1978年作为分水岭截开20世纪末的中国后，留在前半段的余潮仍向后者渗进微弱的声响。这一年到来前，白乐桑和李夏德就已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开始尝试汉语教学的路径。
白乐桑回到法国的那年秋天就开始从事汉语教学，并在大学兼读博士。这一年，他在获得法国博士学位的同时，通过了法国的汉语专业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在他教过的学生里，最小的只有五六岁，而几年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将教书作为未来的道路。1973年，白乐桑在北语第一次见到粥，以为是温水稀释米饭，吃了一勺后就拒绝再尝。90年代，他再度来到中国参加汉语学习会议，住处提供中西两种早餐。他下意识地走到中餐供应区，拿了一碗清粥慢慢吃完。
李夏德回国后继续研习汉语，同样于1978年获得博士学位。1979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汉学系执教，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汉字和语言层面。他对中国文学、哲学和历史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悉心研究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作品，如《文心雕龙》。他买来很多关于中国的书，订了很多杂志，至今家里仍存放着几千本中国书籍，包括上个世纪保存下的一百多种月刊期刊。
与此同时，更多的留学生沿着相同的方向大批进入他们曾经踏足的土地。
日本的一名汉语专业学生古川裕在1979年的夏天，作为某个友好团的一员前来中国，从上海经由济南，再到天津，最后抵达北京。
当时他所见到的上海已经显现出几丝热闹与繁华，白天人潮涌动。但夜晚来临后，城市依旧陷入黑暗，与白乐桑第一眼见到的北京冬夜相似，卡车凭借小灯微弱的光亮跑过街道。天津随处可见的则是地震棚，几根棍子支着遮盖物，作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证据，横亘在中国北方的记忆里。
七年后，古川裕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来到北大读博，师从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朱德熙教授和陆俭明教授。迎接他的是刚刚建成五年左右的北大勺园宿舍区，因为内部都是留学生，勺园也被戏称为“小联合国”。与他同行的有两三名日本同学，在他们来到中国的那一年，日本国内的汉语热开始酝酿。而六七十年代时，学汉语的学生寥寥无几，甚至有警察会问：为什么你们要学汉语？
八十年代末，三角地对面是大饭厅，一些活动定期在其中举办。古川裕经常在大饭厅看电影，印象最深的一部是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他没有经历过七十年代的中国，因此对它知之甚少，只从这部影片里才模糊画出了轮廓。而如今的中国尽管带给他不少文化的冲击，却不再是遥远陌生的“月球”。奥运发生在北京那一年，古川裕在日本电视上看了开幕式直播，感到一种奇妙的亲近感。
2018年11月8日，第十三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暨北京大学首届世界汉语研讨会开幕。他们三人在北京大学英杰文化中心相遇，握手时用中文打了招呼。
北京的冬日还是一样寒冷。白乐桑坐在勺园宾馆的房间里，回忆起七十年代在中国上大学、下农村的图景。有一次天黑得早，他无所事事，跟着所在家庭的农民父亲走到门外，两人都沉默不语。半晌，五十多岁的农民抬起头，自言自语般说：“你看，那边有动物。”白乐桑四周寻找，以为他在谈论树上的鸟雀，但扫了几眼也没看到踪影，不敢吭声。农民还是抬着头，眼睛里反射出微弱的光，过了一分钟后说：“月球上面还有一棵树。”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