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中国内地与穆斯林世界接壤地带的新疆，历来是中国最易受极端主义影响、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带。“文革”结束后，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中国一直在寻找安定新疆的方剂。铁腕高压？柔性治疆？“治疆策”几经变化。如今，新疆局势初定，但紧张依旧，始于2014年的新疆再教育营更成2018年迄今备受国际舆论争议的焦点。新疆在数年间发生了什么转变？为什么依然受到如此之多的争议甚至指责？张春贤、陈全国等人不同治理风格背后又暗含着中共怎样的治疆策略调整？
自2014年开始，“柔性治疆”不再是中共治理新疆的唯一选项，很多争议性手段即出现（图源：VCG）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神秘的新疆再教育营频繁曝光，让中国政府倍感舆论压力。包括人权组织、西方国家以及一些穆斯林国家，都对其表达了关切甚至指责。重重压力之下，中国政府通过官方途径披露再教育营的内部画面，但这并未完全改变世界的眼光。
2018年10月份，新疆自治区立法机构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份新修订的《新疆去极端化工作条例》，从中人们终于窥视到了它存在的法律依据。这份法律文件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教育转化机构和管理部门，对受极端主义影响人员进行教育转化，做好去极端化工作。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教育转化机构应当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组织开展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心理矫治、行为矫正，促进受教育培训人员思想转化，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外界争议再教育营本身并非出于对方的自愿，显然属于强制性的惩戒行为，所以涉嫌侵犯公民权利。的确，人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一“转化机构”的性质，甚至对“极端化”和“极端主义”的认定都认为存在难以把握的主观滥权。
时至如今，“转化机构”仍然并不充分透明。它就像中国政府在新疆所做的其他种种努力，人们除了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政治空气的紧张外，所看到的永远都是不充分、不完备的侧面。回到一切的源发点，我们会发现在2014年中共治疆策大转折之年，那些备受争议的动作无不因其强制性而难以外人所理解。在外界普遍对新疆紧张局面进行指责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人能够提出，面对一个不安全的、随时随地可能触发暴力袭击事件的脆弱地带，应该怎样？
互嵌式社区的尝试
无形之墙基于现实之墙的积淀，而消解无形之墙也必然始于现实之墙的倒掉。
鉴于中国民族身份认同至于国族认同的障碍，多年前，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曾建议取消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民族”一栏。惟这一设想并未实现。“民族”在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个人口概念，还是现实的“藩篱”。从乌鲁木齐的新旧城区分野，到南疆北疆的民族人口构成差异，地域间的“有形之墙”成为塑造和强化民族隔阂甚至刺激民族仇恨的原因之一。
2014年，在新疆历史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当年4月末，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赴新疆视察5天。紧随其行程结束，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发暴力袭击事件。同年5月，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旁的一处早市发生更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历史证明，每至暴力袭击事件发生，也正是各民族之间猜忌对立的时期。
从彼时起，“柔性治疆”受到争议，中共对新疆采取了更多措施，其中不乏强制性的铁腕手段。
习近平离开新疆后，中共连续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中央民族会议等重磅会议，首次提出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互嵌式社区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在社会管理层面来说，这是一种“大熔炉”的半强制性民族融合形式。它等于强制拆除现实的藩篱，架设不可或缺的共同生活纽带，为弥合民族心理和文化隔阂奠定基础。当然，民族融合从来都不是平稳完成的，甚至可能因为语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经济条件差异等等产生更多的摩擦，短期内对彼此产生更频繁的冲击，但是这在过去的数年间成为新疆的必然选择，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有意义的。
一名中国学者介绍了这一人群聚居形式的成功案例。中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扶贫开发区、位于宁夏吴忠市的红寺堡，从1990年代末开始通过扬黄灌溉工程集结了来自不同县区、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口，并将其整合成为整体混居、各民族共同生存的新的行政聚落。
2018年12月，《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也曾提到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红墩镇。报道称，这个镇已有150余年历史，自形成以来，汉、哈萨克、维吾尔、回、蒙古等族群杂居在一起，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生，建立和发展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无处不在的“眼睛”：一体化平台和“人民战争”
也正是在2014年，中共在新疆启动了声势浩大的驻村干部派驻行动。官方声称，这一名为“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行动要求全疆20万党政机关官员完成轮换驻村一年的政治任务。
根据官方的描述，“驻村干部”的任务相当繁重，负责联系民众，甚至24小时不间断接受村民的求助，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让村民“摆脱贫困”。公开信息称，从2014年开始，前后5批、约5.6万个驻村工作队遍布新疆各地，5年间，35万人次驻村干部走访民众3.8亿人次。
不过，毫无疑问，他们同时要负责动态排查安全隐患，监控极端主义藏匿的政治任务。“驻村干部”与官方招募的护边员、民兵等共同承担着一线任务，在幅员辽阔、人口分散的区域扮演着“眼睛”的角色，构筑了一道安全屏障。
在那些独狼式的暴力袭击案例中，像位于南疆的皮山县那样并不为人注意的村庄和农田，以及人迹罕至的边远山区，大规模的人力投入成为唯一有效的方式。在2014年前后新疆暴力袭击事件频发的年份，这些地区成为很多极端主义者的藏匿地。
而在城镇人口密集区，得益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中国政府在强化新疆公共场合的安检力量外，还动用了较之中国内地更严格、更密集的监控系统——一体化平台。近年，这种依托城市公共场合的密集探头构筑实时监控网络、各种移动终端和通讯网络，并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广泛采集，可以迅速通过大数据比对排查安全隐患，掌握公民个人行为和及时动态。
目前，外界已经注意到新疆频繁发布的一体化平台设备和服务的相关招投标公告，显示其正在快速覆盖更广泛的区域。当然，这可能强化了新疆的安全环境，但是公民信息的过度采集已经引起了很多关注和争议，甚至包括海外的舆论压力。
维稳开支暴涨
根据公开报道，新疆历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虽无“维稳经费”之说，却的确有“公共安全支出”一项，有助于人们评估实际情形。
根据新疆财政厅年度公开数据，2013年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中，只有本级公共安全支出（52.9亿元，本级预算占比6.54%，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和公共安全对下转移支付（45.7亿元）两项内容可供参照。二者共计98.6亿元，同比增长5.6%。
从2014年，新疆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公布类项有调整，其中公共安全支出开始公布总额。经多维记者查询，2014年新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282.6亿元，比2013年增加154.2亿元，增长13.7%；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322.7亿元，比2013年增加255.6亿元，增长8.3%，其中公共安全支出222.2亿元，完成预算的93.8%，增长12.7%。
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31亿元，比2014年增加48.7亿元，增长3.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05亿元，比2014年增加487.2亿元，增长14.7%，其中公共安全支出252.1亿元，增长13.4%。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99亿元，比2015年减少31.9亿元，增长-2.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141.4亿元，比2015年增加336.6亿元，增长8.9 %，其中公共安全支出300.5亿元，增长19.3%。
而到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65.5亿元，比2016年增加166.6亿元，增长12.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641.2亿元，比2016年增加503亿元，增长12.2%，其中公共安全支出579.5亿元，增长高达92.6%。
从以上数据可见，新疆历年公共预算支出大大超过公共预算支出，基本没有节余。且自2014年公共安全支出增长明显，从2014年的222.2亿元到2017年的579.5亿元，累积增长161%，尤其是2017年较2016年增长92.6%更是让人惊讶。且从中可见，“新疆花一块，中央补六毛”确是事实，其支出不得不大幅依赖中央转移拨付。
早在2014年4月，习近平视察新疆称，不要总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鉴于新疆严峻的安全态势，新疆每年维持着居高不下的维稳经费水平，支撑着当地庞大的武装力量开支、基层维稳设备和人员配置（无证据表明包括“再教育营”开支）。
此外，“屯田兴则西域盛”，中国政府还在众多质疑声中坚持保留了迄今仅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亦军亦民、亦工亦农的力量穿插在广袤的新疆腹地，依然是一股强大的震慑力量。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