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澳大利亚法庭的一个判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墨尔本最大的报社《The Age》向曾任职于报社的记者YZ赔偿了18万澳元（大约85万人民币）。
原因是，YZ任职的10年里，报社总是派她去报道犯罪案件。
看多了各种血腥画面和人情悲剧后，YZ最终心理受创患上了PTSD，整个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YZ是在2003年进入The Age工作的，当时的她还很年轻，对工作也充满向往。
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新闻记者，冲在第一线去面对世间百态是工作的常态，遇到一些可怕的案件也在所难免。
但是YZ渐渐地觉得，自己低估了这份职业的负能量——她遇到过分尸案现场，房间里到处都是血，尸体被肢解后丢在垃圾堆中，而做出这一切的人居然是死者的丈夫；她报道过儿童凶杀案，陪同警方找到受害孩子尸体时，孩子的脸已经不见了；
她遇到过残暴的性侵案，罪犯将一对亲姐妹性侵后残忍地杀害；她连续好几年跟踪报道墨尔本的黑社会斗争，目睹了几十起手段令人发指的谋杀案，甚至因此被黑帮威胁过...
看着这些鲜血淋漓的现场，各种记录尸体的照片，无论多么痛苦，作为记者的YZ只能压抑住本能的恐惧继续报道。
如果说只是偶尔遇到这样的惨案也就罢了，写完报道后还能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恢复。
但实际上，YZ在报社领导的安排下，渐渐地变成了“专门报道负能量新闻”的记者。
她本人对这些负面案件的代入感开始越来越深。
即便时刻提醒自己要从新闻记者的旁观角度看待，却还是控制不住情绪被带向越来越抑郁、绝望的一面。
甚至到了最后，常常是一边哭一边把新闻写完的...
有一次，她被派去报道一个儿童被父亲从58米高大桥上丢下去的事件。
等她赶到现场的时候，医护人员正在对5岁不到的孩子进行CPR抢救，YZ就在旁边看着，紧张着，担忧着，直到医生宣布抢救无效，孩子最后不治身亡...
眼睁睁看着一个稚嫩的生命就这样从面前消逝，那天成了YZ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
（Darcy被抛下当天，警方搜救Darcy现场）
有时候，作为参与事件报道的记者，YZ还会参加死者的葬礼，与死者的亲人交谈。
虽然这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但这种“深入调查”让她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受害者家属，更加伤心、绝望。
渐渐地，YZ自己的精神状态开始垮掉：她常常感到焦虑、抑郁、无法入睡，有时候会恐慌症发作，难以安定；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却还是会梦到白天报道的凶杀案现场...
YZ也向报社主编们反应过自己的情况，觉得自己真的受够了频繁报道死亡事件。
但是报社领导们并没有询问过她的感受如何，也并没有把她的诉求当回事；YZ无奈地申请过换岗，曾短暂地被派到体育新闻部门工作。
但最后她的副主编还是要求她回到原岗位。
当时的YZ已经明白，再继续频繁地直面一桩桩负面案件，自己最后一定会崩溃的，所以她拒绝了副主编的调动安排。
最终，YZ被报社停职，不久后她便主动辞职离开。
从报社离开后，YZ心理上的痛苦和压抑并没有结束，她被诊断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于是她找到了律师，将工作了10年的报社告上法庭。
她的控告中表示，作为新闻记者，接触到这些犯罪案件是正常的，但是报社并没有做到他们本该做的：对记者的调节和保护。
报社不仅没有任何制度辅助记者们处理工作创伤，也没有提供任何应对这些创伤的培训。甚至在YZ主动提出心理状态因为工作而崩溃后，报社也没有进行任何干预。
最终才使YZ在日复一日的犯罪报道中，积累了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
最终经过审理，法院认为，报社的确对YZ的心理创伤形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需要向YZ提供18万澳元的赔偿。
这是澳洲第一次记者因为工作患上PTSD后控告公司胜诉的案件。
2012年时，也有一名记者因为和YZ类似的经历而控告《The Age》，但最终败诉。
当时大部分人可能认为，社会记者，尤其是犯罪案件记者，会遭遇这些负能量事件本身就是一件可以预料的事情，也是记者工作的一部分。决定做这行就要承受这种风险。
但即便是记者，也没有办法永远保持冷静、中立、坚强。
报社可以在培训、人员安排、心理咨询方面些暴露在负能量之下的记者们，进行更好的安排和保护，避免他们产生类似于YZ的严重心理创伤。
或许，这次YZ的胜诉能让所有从事媒体行业的人，都对这种风险有所重视和预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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