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1日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是个好日子：他结束了于通用动力公司利马坦克工厂的演说后，就得知美国三大汽车巨头（Big three）之一的福特公司计划将在密歇根州的弗拉特罗克投资10亿美元，用以建设新的汽车工厂。
此前，福特已在2月中旬在芝加哥投资相同金额，这就让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社交网络上开始表扬这种“企业投资重返美国”（Companies are pouring back into the United States）的行为。
在通用动力公司旗下兵工厂讲演的特朗普并没有等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好消息（图源：VCG）
当然，特朗普可能也知道，福特对美国的投资与美国的传统汽车产业没什么关系，该公司在2018年12月就定下了在美国关闭大量工厂，裁员数千人的方案，更强调“未来美国的工厂将不再生产任何轿车和小型汽车”。他应该还会联想到此前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一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行动：该公司在17日竟直接拒绝了特朗普“重新启用”该公司在美工厂的呼吁。
必须承认，特朗普对美国汽车产业的呼吁有很大程度上和2020年度的美国大选挂钩，他需要拿出一个“振兴美国工业”的样本来提振民意。但美国汽车工业此前的积重难返已经决定了他们难以重返北美。
大选年的特别口号
对特朗普来说，伴随着2020年新一届总统大选的逼近，他总算又想起了2016年时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某些美国人。
这些人集中居住在衰退的美国制造业“铁锈地带”，被统称为“蓝领中产”群体。他们见证了美国战后的经济起飞，在晚年遭遇了美国传统价值观的瓦解，更面临“中产”身份滑落的危机。更是是全球化、科技进步以及金融危机三重作用下的“受害者”。当特朗普向这些美国人许诺要
“让美国重新伟大”、“继续伟大”
时，让此前关停的工厂重新启动就成了一种呼声很高的诉求。
怀着这种想法，特朗普在中美贸易对峙未果、美欧汽车关税战将近之际就开始了尝试。他在3月16日、17日连续两天在社交媒体向通用汽车方面“喊话”。首先就以“美国经济状况好”为由，要求通用汽车尽快重新启用其设在俄亥俄州的工厂。
身为美国商界人士的一员，特朗普对汽车问题也缺少对应手段（图源：VCG）
特朗普还批评了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Mary Barra），通用汽车公司放任“其他更好的汽车企业成群进入美国”的局面“让美国人民失望”，因此通用公司在此关头应“把（在中国或墨西哥的）工厂卖掉或赶紧做些什么”。
可以想象，这种建议虽然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美国汽车工人工会（UAW）的支持，但通用公司方面对此就选择了搪塞应对。
对美国实体产业来说，飞机制造业此前因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坠机引发的波澜已经够大：波音公司与美国航空权威部门“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之间的政商分肥确立了一种“大到不能倒”的客观环境。
相比之下，汽车制造业的危机因其发作时间较早，就显得不那么引人注意了。但比起刚刚爆发的航空业的风波，回望美国汽车制造业衰落的过程，正可以让外界更好地认识这种结构性陷阱。
美国汽车的生死抉择
对分析人士来说，美国在汽车产业的霸权固然早在1931年就已确立。但外界也知道，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20世纪70、80年代间就已经走上了末路。面对日本汽车的低能耗以及德国企业在美大举设厂销售的现状，特朗普甚至能发出“德国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呼声。伴随着美国对欧洲、日本各方的汽车关税战即将启动，华盛顿的意图就很明显了。
不过，比起外部因素，美国汽车工业的内部因素显然更为突出。有分析认为，美国汽车工业长期依赖美国市场，以至于它和美国经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绑定，这就让它形成了相当的惰性。作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美国汽车业总资产最高时达到3,350亿美元。与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就业岗位也有1,330万个，每年新车销售额甚至一度达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
但是，美国人主要以租赁及分期付款方式进行汽车消费，对金融系统依赖性很强。这就让美国的汽车工业很容易在本土经济不景气时遭遇打击。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进入21世纪后就逐渐积重难返，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后，产业问题更不断爆发。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Barack Obama）虽然采取了“输血式的抢救”，但这种救助带来的效果终究是暂时的。
有分析认为，当时远离世界市场，固步自封的美国汽车产业有几大缺点。
波音公司和FAA之间的政商联系与美国汽车产业的结构性陷阱几近如出一辙（图源：VCG）
首先，就是通用等公司的自大自满与轻视对手，它们以美国市场为世界潮流，全然没有想到时代已经变了。其次，则是美国企业在设计理念上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无视全球用户在节能和轻便等领域的需求，自行放弃了部分市场。
再者，美国汽车产业在研发领域也出现了致命的方向性决策错误，当日本、德国选择以油电混合为过渡，并逐渐研发电动汽车时，美国企业看似“一步到位”的“氢动力技术”和“纯电动技术”就走了弯路。加之美国企业在生产方法和管理体系上曾盲目迷信20世纪30年代时世界领先的“福特主义”，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后才逐渐改善其管理体系。
至此，美国汽车产业的旧有产业环境就使之遭遇了生死抉择。为了活下去，克莱斯勒已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实现“完全合并”；福特公司从2005年开始在北美大批裁员、关闭工厂；通用汽车在2009年通过破产重组、出售资产、关停生产线等手段，依靠奥巴马政府的输血抢救度过难关后，也最终选择抛弃在北美的工厂，进而借助金融手段恢复盈利。
很显然，当各国企业进一步追求竞争、创新时，刚刚从生死关头中赢得一线生机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也不太可能将工厂重新搬回旧有体制之下，重新落入“大到不能倒”的产业结构性陷阱。一如目前陷入危机的波音飞机公司等企业那样。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