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21日，中国江苏省响水县一化学工业园区发生化学制品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数百人的惨重伤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做出指示。指示发出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在出访欧洲三国的途中。
江苏爆炸事故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再次暴露了中共在日常安全风险监管和舆情应对能力上的弱项（图源：VCG）
这已经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在外访途中就中国突发安全事件做指示了。2018年7月，震惊中国的假疫苗事件爆发时，习近平也正在出访非洲的途中。习近平回国后，很快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对假疫苗涉事官员进行严厉处置。预期事件后期也将有诸多官员受到问责和处分。
此次事件再度暴露了中共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能力上的短板和弱项。
接连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
多年以来，包括接连发生的煤矿事故、三鹿奶粉事件、假疫苗事件等安全事件频频引发中国公众愤怒，也对中共的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严重考验。实际上，尽管中共在2018年开始的党政机构大改革中专门集中力量成立应急管理部，但显然，这似乎更是一种事后应对机制。而中共地方官员对日常安全未能充分重视。
就在江苏爆炸事件的同一天，中国西南部的四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飞机滑行道桥项目发生钢筋倾倒事故，造成多人伤亡。
3月14日，成都一学校被家长举报使用霉变食品喂学生，数十名学生出现腹痛症状。2月27日，四川遂宁市一小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50多名学生出现呕吐、腹痛症状，经初步诊断为细菌性食物中毒。
2月23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西乌旗银漫矿业公司通勤车往井下运送工人，车辆失控，撞向辅助斜坡巷道，造成重大运输安全事故，致死20余人。
中共官员系统之责
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固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是避免不了的，但安全事故发生的高频率则不是这样的理由可以说得通的。至于背后的原因肯定多种多样，但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是，中国地方官僚系统的怠惰和失职。
中国官僚系统的怠惰在假疫苗事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当时事件发生后，一众相关部门和地方官员无人出面回应公众关切，尽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度发声，要求给公众交待，但相关大小官员还是无动于衷。最后方由习近平在出访中途发布指示，中共官僚系统这才动员起来。
中共最高层、地方和部门官员、中国公众之间的这番对撞角力，向外界展示了中国安全事故处置上的“期待”链条：中国公众期待地方和部门官员回应，而一应官员却在期待中共最高级别领导人的指示。而期间所白白浪费的，就是公众对中共执政信任度。
回到此次事件，事件发生后，正在陕西省公干的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于闻讯后中断行程回事件现场指挥。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也现身事故现场。可以看出，习李接连发布指示，地方大员和有关部门迅疾行动，这已成为中共处置突发事件时的基本规程。但无论是娄勤俭这样的地方大员，还是应急管理部，都只是安全事故的间接责任人，主要的还在于地方基层官员对日常安全的漫不经心和缺乏应对上。
据报道，这已经不是陈家港化工园第一次发生事故。早在2007年11月，陈家港化工园一公司厂房就曾发生爆炸，造成8人死亡；2010年11月，又有一公司因操作工违反操作规程，排气阀门开的过快导致氯气外泄，造成30多名员工中毒。2011年5月，南方化工第三车间在停车检修时发生火灾，响水县委书记要求南方化工立刻停产整顿。然而，在整改和验收两个月后的7月南方化工又一次发生火灾。
此次爆炸涉事的天嘉宜公司被指去年就被查出13条隐患，并有反复被批被罚的前科，却能够带病运行。
如此而言，与其在安全事件发生后急匆匆应对，中共地方官员和应急管理部门不如将功夫用在平时，及早处置隐患，方能不致酿成大祸。
舆情应对还是中共宣传系统老问题
中共官僚系统应对安全事故的怠惰，不仅体现在对日常安全风险重视不够以及一罚了之上，也体现在事故发生后僵硬的舆情应对上。
与安全事件本身相比，舆情应对也是中共长期以来应对此类事件的一个弱项，往往是，遇到突发情况，中共地方官员粗暴将媒体记者拒之门外，却又因信息发布不及时而使得不明就里的舆论快速发酵，各种谣言满天飞。
因而，此次习近平在指示中要求相关官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加强舆情引导”。
但反观此次江苏爆炸中共的舆论应对，还是把官方的政治正确放在第一位，而把公众关切放在其次，文体僵硬，套话严重。党媒《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除开习李的指示，便是一应部门和地方大员赶赴现场。最后并称现场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把原本混乱的现场描述为“有序”，令人愕然。
中国知名媒体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称，每次事故一出，地方政府的新闻稿总把正确性放在前面，民众最关切的信息被置于其次的位置。各地政府为何就明白不了，这时候需要的是急民众之所急，而非“正确”呈现。
可以看出，几乎每次重大安全事故都是对中共官员系统应对能力的一次检验，从检验的结果看，无论从安全风险的日常监管还是从舆情应对上，中共的官员系统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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