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共接连公布了两份跟人事相关的重要文件，传递出不容忽视的政治讯号。一份文件是3月17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公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份由中共决策层审核修订的文件，因应过去几年中国政治的方向性变化，重新规定了中共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条件，其中除了针对官场不作为弊病提出要“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之外，还在领导干部任用基本条件第一点里加入“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另一份文件是3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同样在公务员晋升职级的基本条件里面加入“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近几年来，中共高层政治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定于一尊”成为新的常态（图源：Reuters）
这两份文件共同强调的“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是近年来在中国政坛密集出现的“两个维护”。如果说之前“两个维护”更多时候体现在中共官员的公开表述、会议讲话和政策文件里面的话，那么本次《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加入“两个维护”，意味着“两个维护”已经日益上升到中共党内法规的层面。
时间再往前追溯到今年1月底，当时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文件，同样具有类似深意。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则要求中共各级官员“严守政治纪律，不折不扣做好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工作”，“要把请示报告和履职尽责统一起来，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此举无疑是将以前分散在各级高官手中的政治权力，适当集中统一于中共最高决策层。
而在更早前2018年12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还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这份文件明确规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对党中央负责，受党中央监督，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工作”，言外之意是将政法大权收归中共中央尤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本人。这其实是吸取以前周永康将政法委变为“独立王国”的政治教训。
过去几年以来，中共通过反腐行动，拿下了一批腐败堕落、破坏党内团结、损害中央权威的高官（图源：VCG）
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高调推进“唱红打黑”，后来却被中共揭露出破坏法治、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图源：Reuters）
周永康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被诟病将政法委变为“独立王国”，严重破坏中共党内团结（图源：VCG）
徐才厚（左）、郭伯雄（右）两人担任中共军委副主席期间，被批评操弄军事权力，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图源：VCG）
令计划曾执掌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来因被中共查出严重违反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违法犯罪而落马
应该说，不断强化中共中央权威尤其是最高领导人权威，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迄今中国政治的一大方向性变化。在十八大之前，由于中共最高层权威未能有效建立，一些被中共批评为“非组织政治活动”、“山头主义”的问题比较严重，海内外不少分析者更是直指当时中国政治陷入“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危机。
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曾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批评某些官员“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一门心思钻营权力；有的明知在换届中组织没有安排他，仍派亲信到处游说拉票，搞非组织活动；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有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独立王国’，搞小山头、拉小圈子，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近几年落马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大多存在这种情况。
正是在此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等中共决策层不断致力于强化中共中央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2015年5月29日中共颁布《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等五大机构党组每年向向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不仅习近平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而且还通过了以强调集中统一领导为导向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到了2017年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十九大结束后不久，中共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要求中共政治局委员每年都要向中共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次年“两会”上，中共不仅修宪，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入宪法，而且实行了大规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权力彻底终结此前相对分散的状态，迅速向中共决策层集中。
至此，一个不同于“九龙治水”，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新的党国体制得以确立。而近来密集出现的“两个维护”，均是这一新党国体制下自然演进和巩固的过程。
在中共十九大上，中共最高决策层权威得以强化，一个新的党国体制开始加速成型（图源：新华社）
现如今，随着新党国体制日趋成型，接下来中国政治将走向何方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的核心脉络。2012年中共十大迄今，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看似纷繁复杂、波谲云诡，但拔开层层迷雾，能看到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条是前文已经论述的强化中共中央权威尤其是最高层权威和中共领导，另一条是经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两次大会分别决议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一条脉络由于效果非常明显和动作频繁，已经得到海内外观察者的注意。相较之下，第二条脉络则被不少人忽略了。
其实，这两条脉络概况而言就是中共领导下的治理现代化，一方面着重强化中共“党的领导”，推崇中共作为领导核心的地位、角色和责任伦理，并在此基础上强化中共中央权威尤其是最高层权威，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提升政治现代化水准。这两条脉络同时存在，不可偏废，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主要特征。
由此类推，现在既然第一条脉络已经日益成型和巩固，那么未来中国政治的重心应该要朝向第二条脉络。这既是因为过去几年第一条脉络的强势推进，虽然有效巩固和重塑了中共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权威，化解了十八大前“九龙治水”的危机，但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威权体制深层弊病，亟需通过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准、推进依法治国来治愈。
这也因为第一条脉络和第二条脉络本来就是浑然完整、不可偏废的结构，当第一条脉络得到强有力推进后，只有及时有效推进第二条脉络，才能让中国政治的方向性变化，始终处于合理、健康和良性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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