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想，这两天老是想起我的新疆朋友。说想着，其实也不知道是想什么，就是脑里总闪过阿布的身影，他低下头从墨镜上方看我的眼神，他那口带维吾尔腔却清晰好懂的汉语，还有他美丽的妻子、姐姐。
我们是在喀什认识的。阿布是一个德士司机，去年从乌鲁木齐到喀什，进入市区时，千年古城在现代化浪潮下幸存的一抹中世纪神采顿时让我深深着迷，可是交通安排就麻烦了，维族占约90%的美丽喀什，好多人不太能说汉语。
头天傍晚我幸运地截到阿布的车，约他隔天载我到动物巴扎（买卖牛羊等牲畜的市场），兼当翻译。结束后我问他：“从喀什到和田往返车程要多少时间？你能载我吗？”他惯常性地，低头从墨镜上看我，停顿，想了想，说：“可以。”
新疆占中国面积六分之一，喀什到和田往返路程超过1000公里，中间还得经过沙漠。凭着直觉与信任，我们约定了。他问，太太可以一块来吗？太太也会开车，能当副驾驶员。
隔天来接我时，阿布的车上还多了一个人，是他的姐姐优丽。优丽的汉语说得更加流利，她很少有机会离开喀什，就停工一天，跟着来旅游。
感觉更像他们一家的温馨旅游，我是搭伙儿的。
但是载记者是辛苦的，早上8点多出发，中午一起吃饭，沿路在农村里做了采访，到和田已经是下午了，做了两个小时访问，吃晚饭，在市区绕了一圈就往回赶。我和优丽也交上了朋友，听她诉说父亲去世以后，她带着三个弟弟过生活，阿布当时还在念书，亲戚们不要他们，倒是她的汉人女老板体恤她，逢年过节也经常送东西。再以后，老板离开，所经营的洗衣店辗转被优丽顶了下来，她的生活安稳了下来，虽然仍有钱的烦恼。当晚阿布夫妇开了一夜车，到了凌晨时分，夫妇俩困得实在不行了，车子才在沙漠上停了两小时。
星期一中午通过电视以及网上传阅的手机录像看到乌鲁木齐暴动的画面，我心里的难受持续至今。那不是我心目中的新疆，感性记忆里，维汉是彼此友好、互相帮助，诚挚交往的。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想象存在不全面的问题、一厢情愿的成分。在新疆安稳平静的表层下，再往内深一点，不难探测到平稳地下躁动的情绪。我无须任何人介绍，只须走进维族聚居区，开口说英语，挂个镜头摆出外国记者的模样，就能听到人们开口申诉他们遭受经济不平等待遇、就业歧视，甚至表达分离意识。他们说：“我们不讨厌汉人，我们讨厌的是他们的政府。”至于维族人占绝大多数的南疆和田，在傍晚时候，大街上的人都表示不满政府的统治。
中国政府将新疆暴乱定性为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由境内外恐怖势力、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策划和组织的严重暴力犯罪，暴民中除极少数以外，主要是“不明真相”，被蛊惑上当的年轻人。
然而，“极少数”这样的说法，难以解释暴动的规模。
有关维族可能存在不满的地方，如宗教自由、经济平等、文化尊重这些方面，这几天占据了一些国际媒体版面。一些中国国内外人士呼吁当局检讨民族政策，承认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犯过的错误并且道歉等等。但另一个更为逼视人的问题是：一个人口高达900万，血缘、宗教信仰、文化迥异的群体，融入在以汉人占绝大多数的13亿中国人中，究竟怎么才能更好保障他们的福祉，如何说明这个安排最能保障他们的福祉？
按照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设计，少数民族地区由少数民族自治，但是在整体的政治现实中，民族自治在许多方面是有名无实。所谓老百姓“当家做主”在汉族地区仍然只是目标，何况是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加上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将本能地要求更多政治参与权以保护自身的权益。汉族如此，少数民族也一样。
当然，改革又是很漫长的道路。
我总是想不出更好的解决之道，只想起我见过的一张张维族的脸孔，阿布与家人，老实巴交的乡下维族农民。我想象乌鲁木齐的汉人看到自己的城市变成战场是多么地震惊。
需要作出改变已经是当局不能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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