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钱文忠，季羡林先生那么不容易见到吗？

质疑钱文忠，季羡林先生那么不容易见到吗？----谨以此文对季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读罢钱文忠先生《我为恩师父子团聚流泪感谢一切善良的人们》，感觉有点玄乎。季羡林先生那么不容易见到、以至于父子隔绝一十三载？不是吧？

我在北大进修的时候，大约在1995年底或者1996年初吧（时间待查，我收藏的季先生签名本上有），从北大东门通往中关村宿舍的地摊上，购买了一本三联版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于是兴冲冲地来到朗润园季羡林先生的住处，我记得是单独的一栋小楼，西边那个单元一楼住着另外一位印度学家金克木先生，季先生则住在东边那个单元的一楼，而且整个一层都是季先生的居所和书房。季先生这个单元的东面，都是书房，西侧南面，是卧室，好像有一位胖胖的老太太，还有一位性格开朗的小保姆；西侧北面，也就是西北角这一间，则是季先生的工作室。我当时从窗外看到季羡林先生在西侧南面的房间里，于是十分冒昧地敲开了西侧南边的门，当时季羡林先生正和那位老太太还有小保姆聊天呢。我说明来意，季先生很痛快的答应了，带我到北侧的工作室，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的扉页上写下“天行健，君子以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然后告诉我这是清华的校训（其实清华的校训是从中截取的，并非完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季羡林先生，印象中，老先生很平和，绝少微笑，他家中有一只波斯猫，在工作室的桌子上走来走去。季先生给我签名之后，我便匆匆告退。

此后，在1996年6月间，我还应一位仁兄的请求，曾请季羡林先生题写过一个室名“墨行斋”和“七儒二墨一分禅”的尺幅，不过这次我来季先生家，小保姆确实挡了驾，说学校有规定，必须通过李老师，然后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先和李老师联系。（其实这次实在是因为我的“斯文”，毕竟上一次冒昧打扰，所以不好意思再“闯宫”了，所以就怯生生地先敲大门，结果小保姆出来挡驾，假如我当时静候季羡林先生来到西侧南面的卧室，然后直接闯进去，我想季先生绝对不会挡驾，而我完全可以省却很多麻烦！）

于是我按照小保姆给我的号码打电话。好几次没人接。那时没有手机，而北大的“磁卡”电话亭离我的宿舍48楼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很不方便。终于一个下午我和这位李老师打通了电话，原来是一位女同志，从声音中可以听出，很慈祥的一位阿姨（我一开始以为这位李老师名叫李铮，因为她说她是季先生的助手，而我从很多文章中看到季先生有一位姓李的助手名叫李铮，我以为就是这位李老师，后来才知道这位李老师名叫李玉杰），她听完我的来意之后，答应和季先生联系，于是我把我的宿舍号告诉这位李老师，这样如果李老师和季先生联系好之后，她可以通过48楼的传达室通知我。过了大约十几天吧，我从48楼传达室，看到要我给李老师回电话的通知，于是我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李老师告诉我，说季先生同意给我写字，让我下午就可以去找季先生，于是我如愿以偿地再次见到季羡林先生，并把我请求他老人家题写的室名、条幅给季先生留在一张便笺上。一周之后，李老师再次来电话，说季先生已经给我写好了，让我去拿，并说我可以找个相机和季先生照张合影留做纪念。我赶紧约历史系研究生、我的大学同窗密友杨兄借了个相机，前往季先生家，取字幅并合影留念。这次大概因为来了两个生人的缘故吧，季先生那只白色波斯猫从办公桌到季先生的椅子上，窜上窜下，这次老人终于笑了，他对我们说，你们看，它是为所欲为啊！于是我们请老人抱着波斯猫一起照了合影。在照完相之后，季先生询问了我和杨新兄的情况之后，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想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啊！

这是我在北大进修时三次拜访季羡林先生的情况，我没有感觉见季先生有多么“难”，如果季羡林先生的家人，我想更应该很容易地见到季先生，除非他不想见，毕竟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任何理由、任何法律做依据，剥夺一位著名学者亲人团聚的权利，即便这里面真的有什么铁幕。（如果哪个单位敢于阻止我去见我的亲人，轻则，我会“据理力争”，重则，这个单位的当事人恐怕就会鼻青脸肿了，呵呵，玩笑）我一个学生，还可以随便到老先生家里，那时他也没有住院，何况他家人？！读了此文，感觉太诧异了，又不是文革时期，谁能隔绝他们父子13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