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当下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年习近平将首次外出访问的行程定为欧洲，凸显出欧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不同于中美之间当下争锋相对的竞争态势，中欧之间因其友好的历史渊源，关系在竞争与合作中始终保持平衡。当下各国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不一，中欧关系在中美紧张的氛围中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进行解读，他认为，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着眼于下一轮竞争。
欧洲对中国既有期待又有忌惮（图源：VCG）
记者：其实近些年整个世界格局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这次峰会中法德三国领导人的讲话就能看出来，习近平说的是“现在当今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龙在他的发言当中说是“现代正在进入一个危机的时代”；默克尔强调“我们需要去探讨没有美国参与的多边贸易主义”，大家都有自己对于现在这个世界格局变化有自己的评价，你如何解读当今的世界格局变化？
王义桅：的确就是不确定性，大家都能感觉到原来的规则、理念和秩序在变动。全球化现在正在分化，原来是全球化快速增长时期，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了彼此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新自由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造成经济脱实向虚，金融泡沫，房地产危机等等。
其实世界格局的变化，就是全球产业间的重组。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就喊出“再工业化”，的口号，到特朗普时期就直接明了的采取“就业回流、产业回流、资金回流”的保护主义，它表面上是保护主义，实际上是把中国的产业转移出去，造成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中国此前工业产值最高的时候占了GDP的46%，如今还有28%，不过这个数据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出很多，而中国在新兴的产业，例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都已经领先了，这个现象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冲击。所以特朗普希望中国把相关实体产业转移到越南等国家，通过这样的产业转移让中国空心化。虽然中国现在的服务业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0%，但一旦实体产业转移出去的同时服务产业没有升级，就会造成空心化。这样就会损失很多就业机会，这是不行的。
再看欧盟，欧盟目前指责中国在产业政策上搞特殊，中国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政策，实施创新产业国有化，所以欧洲把中国列为制度对手。不过这样的产业政策，并非中国自己搞特殊，美国也学中国成立了人工智能的国家委员会，欧盟很多国家，过去也有补贴，例如法国在戴高乐的时代，通过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出了类似空客之类的大型企业，并且证明这样的政策很成功。但为什么现在欧洲产业出现了问题，我观察就是脱离实体经济，过度依靠金融服务业，而实体产业基本上已经空心了。
虽然德国是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它是传统制造业，它不发展互联网，也不发展数字化，所以相反在新兴产业方面落后了。目前德国发现这一问题后在此前的四大流通“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加上了新的名词“数据流通”，就是希望解决这一产业缺失的问题。
但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德国要开放数据流通，另一方面又发布了《数据保护条例》，看上去自相矛盾，但实际也反映了德国由于缺少这一新兴产业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德国对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搜索引擎，过度依赖美国表达担忧，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华为等5G新兴技术的安全问题不放心。所以这一侧面也能看出整个欧盟处在一个“患得患失”的焦虑心态。
所以所谓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是因为全球正在经历一场较大的产业政策调整期。
记者：那么中国在这一次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期该如何作为？
王义桅：保持战略定性很重要，我们应该着眼于下一轮竞争，而不是原来的那局。原来那局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玩”赢了，所以才会发生欧洲防范中国，美国围堵中国的情况。这一次习近平访问欧洲，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防止美欧练手在WTO改革下围堵中国，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名单踢出，这是中国在WTO框架下的优势，我们需要保住。
同时西方通过各种渠道希望中国全面开放，实行新自由主义，实行休克疗法，甚至内外联动，呼吁自由竞争，自由民主。而中国现在改革的任务应该是提升中国的竞争力、执行力、规划力、引领力，很大程度上是集权不是分权，这个集权不是简单的集权，是符合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下政治模式和治理模式，因为竞争的本质就是制度竞争力，而西方的呼吁正是考验中国战略定性的时候，千万不要走回头路，美国有一个杂志叫《新共和》，里面发了一篇文章之初此前美国批评中国的各种政策，现在美国都在效仿。在我看来，竞争力是硬道理，生产力是硬道理，而所谓政治是赋予经济发展的，中国的优势是产业链完整，在新一轮新兴产业革命方面很多领域已经领先，我们要把这一势头保持下去，在我看来，如果这样的优势保持15年，整个世界局势就不一样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