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位老人的离去，这个被公认为大师稀缺的社会，从上至下给了他一场郑重其事、无比隆重的送别仪式。尽管这样一种说法未必经得起推敲，但许多人仍倾向于认为，季羡林是“最后的大师”，中国“从此再没有大师”。
一位98岁的老人去世了，在连续3天里，似乎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新闻了。
至少从国内几大商业门户网站上看是这样。自从7月11日以来，这些网站就把这消息放在最显著的头条位置。超过了乌鲁木齐的局势、上海的倒楼事件以及各种政策法规的出台等等。各家报纸也都辟出若干版面，来登载大师季羡林生前的音容笑貌。
众多中央领导人纷纷转达深切的哀悼。而灵堂外，前来吊唁的民众排出了蜿蜒的百米长队，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见过这位老人，也未与他有过接触。还有不少人，通过媒体或博客，翻检出他们从老人那里得来的签名、题字或与老人的合影，追忆与他的哪怕仅仅一面之缘。
其实，正如他的弟子所承认，人们大多对这位老人冷僻的学术领域根本没有真正的体认，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在老人身后掀起一场“解读大师”的热潮。他的成长经历、治学之道、学术成果、生平爱好，甚至他的异国恋情，都以通俗的方式一一罗列。与文化界沾边或不沾边的人士，也都在这个悲伤时刻来述说自己对于大师的理解。
对于这位老人的离去，这个被公认为大师稀缺的社会，从上至下给了他一场郑重其事、无比隆重的送别仪式。尽管这样一种说法未必经得起推敲，但许多人仍倾向于认为，季羡林是“最后的大师”，中国“从此再没有大师”。
这是一场持续着的凋零过程。仅这个7月，除了季羡林的辞世，93岁的知名哲学家、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也在11日永远地离开。12日，当人们还沉浸在两位大家辞世带来的震动中，八宝山的礼堂里，已经开始举行另一位95岁老人的追悼仪式，那是有着中国话剧界“活化石”之称的欧阳山尊。
“季羡林带着老知识分子的背影远去”、“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媒体上这样的表述传达出某种怅然和悲凉。许多人向来将季羡林和任继愈这样的老先生，看作中国文脉为数不多的传承与接续者。学者谢志浩更将季羡林视作“中国百年学术地图第三代学者的重镇”。
在上个世纪的文化和学术谱系中，当这位出生于清末的农家子弟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时，传授学业的是吴宓、叶公超等大家。虽然国学院四导师中王国维其时已然自沉，梁启超也已辞世，但人文传统依旧丰沛。正是在陈寅恪的课堂上，这位年轻人喜欢上了梵文，为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找寻到了最初的方向。几年以后，同样来自山东的小康人家子弟任继愈，乱世之中在西南联大用心攻读中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为他传道授业的是汤用彤和贺麟。如今，当两位老人的履历再次被翻检时，人们从中依稀瞥见一个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
这一年代，在几经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后，渐渐离我们远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燕园里还能看到那些留存下来的、可被尊称为“先生”的大家。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老先生们校园漫步的景象：“王力先生戴着厚厚的像啤酒瓶底的眼镜，睿智的脑门油亮亮地走在路上，笑眯眯的；宗白华先生是一个长的小小的老头儿，身材不高，走路很慢，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季先生的样子，则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骑得飞快，个子高，人瘦，风风火火的。”
在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人面前，季羡林自居“晚辈”。学者钱文忠曾目睹这位老人年近80岁时去给这几位老先生拜年的情景，据说他每到一家，都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
尽管季羡林生前不止一次说过：“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但在他身后，许多人还是毫不犹豫照旧冠之以“国学大师”的名号。
也许这样一种说法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社会心态：“如果季先生都不算大师，那么我们还有大师吗？”
“大师”身上种种珍稀的品质又一次为人们津津乐道。弟子晚辈们追述两位大家如何勤勉为学，干净做人。
这些追述让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推开朗润园一间公寓的木门进去，季羡林正埋坐在一人多高的资料堆中做学问。据说，他在80多岁时开始撰写《糖史》，“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人们也知道了，任继愈以耄耋之年，在视力也只有约0．1的情况下，每天凌晨4点起床，从事《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神志不太清楚了，“还是不断在谈工作，说《大藏经》的事情”。
“他们做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们生活本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说，“在这个喧嚣、热闹、浮躁的周围世界里，他们的离去使我感到很悲凉。”
这个7月已然充斥着这种浮躁和喧嚣。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和广州体院的校园里，传出了有教授甚至校长学术不端的消息。中国科协也发布了调查报告，称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过半数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而相当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对此持宽容态度。
这些消息就混杂在两位老人辞世的报道、评论和哀思之中。一则评论说：“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不过，这些纷扰已经与两位老人没有关系了。他们匆匆地走了。季羡林先生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而任继愈先生，生前则交待过，不出全集、不过生日、过世后不进行很隆重的告别仪式。
只是他们的离去，注定要又一次触痛社会的神经。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这些蜂拥在媒体上的种种声音，无非是在大师远去的时代，一个社会内心的焦虑与纠结。“容忍”，温和改良主义者季羡林的精神遗产
魏英杰
季羡林先生遽归道山，身后留下上千万字学术著作，堪称季老最可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于后人承继遗绪，薪火相传。而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留学德国，归国后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教书育人数十载的现代知识分子，季老的精神遗产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经历了近百年沧桑岁月的学者，不失为洞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与精神历程的典型，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关注。
在这方面，相关论述已经不少。只是此时此刻，似有进一步求解之必要。譬如有学者给季羡林先生作传，为他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将他看做清华、北大两所著名学府的精神象征。还有人认为，季羡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这些观点自有其道理在，不过稍嫌粗略，缺乏更为清晰具体的界定。个人感觉，求解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精神依归，可能还需要从他个人文字里寻求答案。
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随笔，不乏对时代和人生的感悟与反思，或可见证他的思想嬗变与精神历程。而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羡林先生大半辈子所践行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两个字：容忍。这两个字既是季老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经陈寅恪先生力荐，他被北大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其后，季羡林在北大度过了3年“毕生难忘的岁月”。由于工作和学术上的关系，在这期间季羡林和胡适先生过从甚密，常有当面交流请益的机会。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他后来回忆道：“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看来，彼时彼刻季羡林心情万分复杂，欲言又止。
季老内心的秘密并不难解读。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激荡，多位知识分子先后遭遇“华盖运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完俞平伯批胡适，最后批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陈寅恪头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羡林保持沉默，“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忆及，他说：“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回忆陈寅恪先生》）但是，仅仅保持沉默而不能为这些他所熟悉的师长们辩白，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有所愧疚。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适墓前，感到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个缘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协，却也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过的----在频繁的“政治运动”面前如此，对发生于身边的人事亦如此。比如去年发生的“藏画盗卖风波”，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来也称“丢画两三年了”，可他刚开始并不愿积极寻求答案；对于“身边人”的一些“小动作”，他甚至还刻意装作没看见。季老曾说：“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忍者，相互容忍也。”毫无疑问，容忍确乎季老所践行的一大人生哲学。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于清华，回国后又在北大教书数十载，清华、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季老讲过，自己一生中碰到了6位对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在国外的有两个人，即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4个人，即冯友兰、胡适之、汤用彤和陈寅恪。概而论之，对他的治学方式和人格精神同时带来深刻影响的，非陈寅恪和胡适之莫属。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榜样人物。由于在清华期间旁听了陈寅恪的 “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才会动了主修梵文课的念头。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陈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对季羡林产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羡林在北大展开学术和教书之旅，也和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不无关系。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在这位大学者面前，季羡林“经常如坐春风中”，胡适之的人格魅力，也为季羡林所津津乐道。胡适曾云：“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晚年胡适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容忍的精神，这也正是季羡林重要的人生写照。
但总的来说，这种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羡林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乃时代使然，也是个性使然。当然，季羡林总是在容忍，有时候却也遏制不住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动荡年代，他对批判知识分子的行为保持沉默，对加诸自己头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当历史的教训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他却愤然写出反思大作《牛棚杂忆》。还有，季老晚年多次提出要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这同样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清醒认识。
也许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忘却前辈学者、师长们的教诲，不敢丢掉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只是出于时代和个性缘故，他更多是以一种容忍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还应当指出，季老本人对这种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观态度，甚而含有积极主动的意味。大概季老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对于社会天翻地覆以及个人荣辱起伏，方才能够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乐观精神。这恰和胡适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语见诸胡适《容忍与自由》（1959年）一文。胡适在文章中提到：“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这番话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正逢台湾地方当局借机打压胡适、雷震等人发起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此胡适认为杂志“应该检讨自己的编辑方法是否完善”。有论者指出，这篇文章既是胡适对台湾当局的一次“上谏”，更是“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对同志们发出了一种规劝，指明一条‘温和’的道路，以期获得政府的‘容忍’”。（楼魏华，《书屋》 2001年第9期）
季羡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没有达到胡适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容忍时代加诸个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同时期待着，这种容忍最终能够等到和换来社会的进步。这体现和表达了季老的一种心声：对这个时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会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渐进发展。说到底，这种容忍精神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季老留给这个世界的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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