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现代知识人季羡林去世，享年九十八岁。他兼备西方学术训练和中国传统关怀，长期酝酿「大国学」概念，其中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并最终中国化了的文化成果。他坚拒泰斗、国宝及大师的头衔。
七月十一日上午九时，九十八岁的恩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三零一医院突然去世。家人、弟子、朋友早前对他身体状况非常乐观，无论从思维、言语，还是健康状态，确实都有足够理由让大家相信，老人的百岁华诞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然而，出生在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的季羡林先生还是猝然倒在了百岁的门槛前。正如恩师的香港好友饶宗颐先生闻讯写下的那样，所有人都「哀痛喝极」。
噩耗传来以后，我被这突如其来、毫无准备的巨大哀痛击倒了。在最初的一两个小时内，我脑海里一片空白，完全处于失语的状态。不过，我很快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场文化界、学术界的大地震。更何况，在恩师西行之前的四个半小时，另一位泰斗级学者，比季羡林先生小五岁的山东同乡任继愈先生也与世长辞了。这就更增加了这场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然而，不久我就知道了，我对恩师去世所带来的衝击波远远估计不足。就在我从「百家讲坛」录製现场赶赴三零一医院的路上，我的手机就因短时间内接收了数以百计的电话和短信而发烫了。
北京大学连夜在百年讲堂布置了灵堂，并且于十二日开始连续六天，史无前例地向社会公众开放。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我在灵堂关闭前半小时的十六时三十分才赶往叩祭。我看见，灵堂前的广场上依然排著百米以上的长队，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各种年龄的人素服无声，前来送别季羡林先生。据统计，这一天前来灵堂的有三千五百人。我确信，其中的绝大多数连季羡林先生的面都没有见过。
我原本为祝贺恩师九十八岁华诞而写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这一段话，我相信恩师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麽，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这当然是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人们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丝毫不奇怪的事情。问题是，为什麽还会出现这样震撼的「季羡林热」呢？
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依然认为这就是「季羡林热」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可以用来形容季羡林先生的词，最合适的大概是纯粹和平淡。作为一个从各场政治运动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恩师一样也没有放弃，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
我清楚地知道，而且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世纪老人，在恩师的身上寄託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主要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现了一股有增无减的「季羡林热」。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我曾经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表达过自己对「季羡林热」的困惑。我这样写道：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著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同时，我也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对季先生的这种珍惜和尊崇，当然让我这个弟子感到快乐，但同时也让我陷入到一种茫然和悲哀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热的背后隐藏著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麽？」不久前，恩师发表文章，表示要辞去主要是媒体加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它们是：「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和「国宝」。这在当时乃至后来，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恩师去世后的这几天，「辞冠」仍被广泛提起。
「学术泰斗」、「国宝」是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可以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对作为学者的季羡林先生而论，也确实未达一间。恩师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恩师本人也一再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很多认为，这是季羡林先生的自我谦抑。从这几天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来看，这三顶「桂冠」一顶都没有「辞掉」。尤其是「国学大师」，更是普遍被用作对恩师的尊称。
有的学者发表题为《季老被强赐『国学大师』头衔寄託了公众对学术生态的冀望》的文章认为，这种「强赐」「也许见证了眼下这样两种与『国学』有关的、显得十分焦虑的社会情绪和心理。」「公众对真正国学大师稀缺、零落现状，备感焦虑忧，此种背景下，对产生、滋养国学大师的学术土壤、生态环境日趋贫瘠、恶劣状况，极为焦虑不满。」这样的意见是非常有见地的。同时，我想，我们不应该忽略季羡林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内就国学所作的深刻思考。这是老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恩师一直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所谓「大国学」，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国学」，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概念，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意识高涨的大背景下，也应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国学」；二，「大国学」应该包括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思想、学术、文化财富，比如藏族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三，「大国学」还应该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并最终中国化了的文化成果。考虑到前不久发生的西藏拉萨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事件，考虑到在传统文化热背景下出现的忽视向西方学习的倾向，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认真体味一下恩师对「大国学」所做的思考吗？
很久以来，公众就将季羡林先生视作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情怀的最佳体现。这是有充足的理由的。恩师去世以来，一个原本并不常用的词「士子之心」频繁地出现在有关报道和文章中。这个词洋溢著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我想，也是会得到恩师的首肯的，虽然，就我所知，季羡林先生生前似乎并没有使用过。
很多人认为，恩师的去世象徵著一个时代的结束。恩师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从小生活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又在合适的年龄接受了「后现代」来临之前的完备的西方学术训练，他们努力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时代。随著得享高寿的恩师的离去，这个时代也就令人希嘘地拉上了帷幕。
季羡林先生正是兼备了西方学术训练和中国传统关怀的现代知识人。在他和他的同代人心目中，国家和民族是至高无上的。恩师曾经说过：「就算把我烧成了灰，我也是爱国的」。与恩师同天逝世的任继愈先生也曾经说过，中西文化的结合就应该是西方的优秀文化和中国的爱国文化相结合。在季羡林先生的心目中，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从很年轻开始就身居象牙塔顶端的学者，毕生都保持了布衣平民的本色。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终其辉煌而长寿的一生，恩师都在践行著他的「士子之心」，那就是恩师拳拳服膺的张子「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正是藉此，季羡林先生的生命超越了世俗学者的藩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徵。「百家讲坛」恩师曾经手书「四句教」相赐。不很久以前，恩师的身体状况还允许他用毛笔书写不太短的句子，而这，也正是恩师经常为求字者写的。
钱文忠是季羡林弟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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