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沈醉、袍哥大佬范绍增讲述杜月笙发家史

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了一步，刚刚募过苏北等几处水灾。向等便去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办得颇有头绪。

我和杜月笙是从1925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1928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我给以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烟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1929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生庚年月的帖子，结为异姓兄弟；并陪我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上海玩玩，每次去他都是尽我所好来招待我。

1933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反共战争时，我率部与贺龙司令员领导的红军作战负了重伤，他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派他的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我去上海就医。船刚一到码头，他又叫顾嘉棠代表他迎接我，送我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给我诊治，我负伤的右臂才未被截去，从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加要好。

抗日战争期间，他到了重庆，我当时的部队虽调往前方。我自己却是经常回重庆玩，和他时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住在上海，他的第二个女儿杜美霞拜给了我做干女儿，我们便成了干亲家，双方家眷也经常往来。

杜镛，别号月笙。光绪十四年(1887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家境贫穷，十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马世奇等结识，专做无本生意，经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很爱睡懒觉，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才爬起来央求马等叫伙伴们去抓别人的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宫”)卖点钱来填肚子。

他这样混了几年，感到不是办法，才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许多人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莱阳梨”，当初他对这样一个诨名是很得意的，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在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在向他要钱不遂意时，还是不客气当面向他大叫。我在上海和他一道去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时，便看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快给钱。有时钱给少了，这些流氓便大叫：“莱阳梨，多给一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才能把这群瘪三打发走。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情况，大为不解，怎么这个大青帮头子会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后来马世奇告诉我上述这一经过，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关系。

他以后一直还保留了削水果这门手艺，我常常看到顾嘉棠遇到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便拿起一只水果送到他面前，叫他削，他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毫无不愉快的表现。同时，他也爱开顾的玩笑，因顾是花匠出身，他便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

顾和他是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有客人在面前，顾总是装出恭恭敬敬十分听话的样子，他们俩人在一起时却无话不谈。我以后与他们相处久了，才看出他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

杜一向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在帮会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贩水果时，许多小流氓便时常找他出主意去敲诈勒索，据说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趋避，最后只有出了点钱才能了事。

不久，他的名声渐渐传到黄金荣老婆耳朵里，她叫人找了他去谈话，发现他果然有不少名堂，便决定把他收到黄家去。从此，他和黄狼狈为奸，成了黄手下的一个重要帮手，在法租界不知干了多少坏事。

他在黄家的几年中，一边替黄出主意，一边也为自己将来“独立门户”而暗中作了不少准备。他利用黄的关系大肆交结，拉拢各方面关系。等到他认为羽毛丰满，便脱离了黄家，与张啸林、金廷荪及顾嘉棠等结为一伙，连黄的厨司马祥生也被他拉了出来。黄对他很不满，他就去拜另一个青帮头子陈世昌为师。

陈世昌的老师是早期一个流氓集团“仁社”的头子，叫张经扶，这人做过吴淞镇守使，山东人。他的学生中不少是反动派头子，如杨虎、贺贵严、韩复榘等，蒋介石在上海打流时也拜过张的门下，以后蒋的反动地位爬高了，才不承认这个老师。

我也拜过张，参加了“仁社”，本来和杜的老师陈世昌是同一辈，以后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

杜刚离开黄家时，自知敌不过黄，不敢和黄争夺财源，便向工商界方面另求发展。他的手下都是听从他的指使去捣乱的，所以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这就慢慢形成了他替资本家充当保镖的基础。

黄金荣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法弄钱，当时一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人民血汗跑到上海想当寓公，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弄光，然后给他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宋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当作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便是这个原因。

他和黄金荣表面上一直很客气，但两人暗中斗争却从未停止过。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黄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敲诈两亿元，钱怕在上海出事，便如数给了黄。杜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和钱又异常要好，知道了此事，大为不满，埋怨钱新之事前没有告诉他，没过好久，黄又出面写信向重庆商业银行要借四亿元，我是该行董事，我去找杜，杜为我出主意，叫我自己打一个电话给黄，当面问他，看他怎么好意思?我照他的办法，黄果然不承认是他自己干的而推给他的手下，这笔钱才没有要去。

杜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搞来的钱很多，花得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像黄金荣只进无出，这样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能混出名来，还有他一套拉拢人的手法。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认为这个人对他有利，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故意吹捧这人一番，使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对他发生好感。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

回本钱，他也总是很痛快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等，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

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就像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他还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他也很注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意见。

他用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以及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还有不少旧文人、洋博士之类的人，经常为他出主意，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使用起来，不像一般反动头子用部下那样，而是处处表示出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使这些自命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他充当工具而不自觉。

他早年一向想学梁山泊上的宋江，在社会上当“及时雨”，经常爱施小恩小惠。而捧他的一些失意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了要借他抬高自己的身价，便把他捧为什么“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

他在施小恩小惠时，还有一着很高明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这也是他经常看到我乱花钱而不大讲究目的而规劝我的话。他对人帮助，往往自己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问题。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又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便更加感激，而且到处为他宣扬。

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确很有一套，这对他的成名有极大帮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了一步，刚刚募过苏北等几处水灾，又要捐没办法。向等便去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可以把募得的钱交与向等就可以了，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意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听他的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我与何北衡、向传义也参加了。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助后，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我们几个知道内幕的人，看到他耍的这一套手法，使得孔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举起大姆指说“月笙不愧大好老”。

他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因此孔也愿替他捧场。如1947年他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了孔去当证婚人，我便听到孔当着介绍人钱新之、章士钊和去参加婚礼的贺客颜惠庆、徐寄顾、李石曾等一千多人的面，说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由于杜对孔这么讨好，孔在很多地方也特别照顾他，给过他不少找钱的机会。如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孔知道蒋介石决定要把日本交出的大量棉纱抛出，便暗地通知杜赶快把手上握有的棉纱抛出去，免得吃亏。杜因此而赚了一大笔钱。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是最受他那一套吹捧手段的，两人的关系也最好。

他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注意，还是从1924年开始的。那年秋天，由于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起仗来，四乡居民纷纷逃往租界避难，成千上万的人流落街头，那时租界内的流氓正趁机诈骗难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并贩卖难民妇女。杜却别出心裁，居然跟着一些靠吃慈善饭的所谓“善士们”，办起难民救济工作，他以救济名义，叫爪牙们拿着捐簿向商民强征硬募，这种明目张胆的搞钱办法，不但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受到一些人的称赞，难民对此也很为感激，杜月笙就这样一下变成了“大善士”。

从那次得到甜头后，不论什么地方发生天灾兵祸，他总是非常热心借助这些“善举”，在上海大肆捐募。因为这种无本生财之道，可以名成利就，所以他乐此不疲。

杜月笙在旧中国能享所谓“盛名”达三十余年，长期得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的信任，以及大资本家的支持，关键是靠反共。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军打到上海之前，上海几十万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并拥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在孙传芳的直鲁联军溃逃时，工人们奋起收缴了溃兵的大量武器弹药，俘虏了大批反革命军队，维持了上海的治安，扑灭了溃兵逃走前放的大火，因此很受上海老百姓的热爱。

工人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两个口号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急电本国请求增调军队到上海，同时与当时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和以后赶到上海的蒋介石进行勾结。

四月初，美、日、英、法……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调集了五十多艘兵舰开到上海；英国把一艘载有几十架飞机的航空母舰也开到吴淞口外；法帝从巴黎和海防抽调几个营的法、越军开入法租界，两租界从三月间开始实行戒严，通向华界的铁门关闭，马路上架起大炮机枪，装甲车四处巡逻。

杜当时在上海的势力不如黄金荣，但他却异常活跃。

帝国主义的头子中，先是法军司令巴而雪很赏识他，以后陈群又介绍英军司令邓坎、美军司令白多楼等与他往来，他们从杜口中可以了解到总工会和蒋介石、白崇禧等方面的情况，因而他一下子便显得重要起来。

四月初，蒋介石在上海曾召集白崇禧、宋子文、李济深、吴忠信等开过好几次秘密会议，杜从陈群那里了解到蒋有反共清党的准备。

杜得到陈的通知，要他动员上海流氓参加反共后，他先劝说张啸林，张同意后，又去说服黄金荣。黄开始拿不定主意，因他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拥护的人很多，怕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要杜看看谁胜谁负再说。杜认为机不可失，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据说黄最后被杜说服，是杜提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黄才决定参加。

杜的爪牙早有一部分混到了总工会和纠察队中，他们预先仿制了不少总工会用的标帜，事前由杜与租界方面商量好，同意流氓和特务在租界内集中，配合反革命军队去解除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把一切布置好以后，便于四月七日离开上海去南京。

四月十二日早晨四点钟以前，杜和黄金荣、张啸林分别集合了他们的党徒，杜的爪牙高鑫宝、芮庆荣等由顾嘉棠率领；黄的门徒由唐嘉鹏、顾竹轩率领；杨虎特务处的特务由彭伯威率领。一律工人装束，佩戴工字臂章，携带武器，分股从租界铁门冲向南市和闸北纠察队驻地及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申新纱厂……

这批冒充工人的特务、流氓，乘纠察队员尚在梦中时，缴了守卫的枪支。有的地方被他们欺骗搜缴了一些武器，有的地方当时发生冲突，工人们仓促应战。事前约定好了的二十六军周凤歧部由参谋长祝绍周指挥该军第一师伍文渊部和第二师斯烈部四个团，分别将纠察队包围，向纠察队进攻。同时假称调解双方冲突，命令双方放下武器，趁机将纠察队武器全部骗走。在冲突时，纠察队当场被打死一百多人，打伤几百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杀害。流氓把纠察队的东西抢劫一空，循原路退入租界。杜月笙等当时没有离开租界!而是在铁门内守候，看到他们的人都安全回来，才离开铁门。

消息传出以后，上海工人们愤怒异常，所有工厂均罢工，工人分别在南市、闸北等处集合开会，要求严厉惩办杀人凶手和主谋犯，立即发还缴去枪械，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上海工人们并没有被这场大屠杀吓倒，除了继续举行集会和游行外，他们还印发了不少文件，揭发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的大阴谋。杜又指示他的爪牙到处侦察共产党人，随时向杨虎递送黑名单，不断搜捕中共人员。

杜常说，他一生的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既讨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又为蒋介石等所器重，还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一举三得。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中，是杜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倚仗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甘心充当帮凶，又与反动头子有勾结；而两方面又都需要利用他充当工具的情况下，他的地位被抬高了。

我认识杜以来，先后参加过他一生中两次最热闹的场面。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参加他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他六十岁做生日。前一次是他大走红运的时候；后一次虽也热闹非常，却是在走下坡路了。

我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间，便接到他的邀请，六月初才到上海，没有赶上参加他那大规模的筹备会的工作，只是去看了一场热闹。当时替他主持筹备工作的都是所谓上海“闻人”和“商界四杰”之流。如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

他在家乡修建祠堂，把在家里的祖宗牌位送进祠堂去供奉，是想借自己当时的声势来光宗耀祖，所以典礼中最隆重的节目便是送这些牌位的盛大游行。为了筹备一支精彩的仪仗队，他把所有的关系几乎都用上了，一两个月前就向各地的朋友、同门兄弟、门徒等发出邀请函电，半个月前，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词和礼品等已堆积如山。他挑出其中一些地位高的人送的匾额随仪仗队送去，其余都先挂进祠堂。

六月十日，是经过几个风水家选定的送主日期。那天一早，我赶到法租界华格臬路他家的时候，附近的几条马路已被仪仗队和几万名客人挤得水泄不通。仪仗队分为六个大队，这里我只把第一大队组成的情况谈谈。它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四人抬举。前后左右用一百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 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恩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匾亭等。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

其余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奠后。

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据他告诉我，当时最不易选到的是一个扶轿杠的人，不知他根据什么人的建议，扶轿杠的要用清朝有过功名的地方官才行。他说要找一个当过什么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找一个这样的人反而费事。后来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事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六个仪仗大队，从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所经马路交通全部断绝，一路上鞭炮不停，看热闹的有几十万人。

当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时，秩序很乱，法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部出动维持，还是有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十里路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由各商店所赠。临时还从上海调来不少汽车和大量的人力车接送客人。

杜祠前面，搭着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一百多问大席棚和临时戏台，祠堂本身并不很大，只是一座三进五开间的房子，门前却立着一对很高大的石狮，气派很不小。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那里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许多商店都去赠送扇子、汽水等作广告宣传。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则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很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和吃饭。

举行栗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登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堂堂的国民政府会派代表去道贺?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一万多人。

去赶热闹的贺客，不少是为了去看几场南北京戏名角会演的拿手戏，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不易看得到的。我还记得那次梅兰芳是从广东赶回来，荀慧生是在上海大舞台出演，程砚秋是从哈尔滨来，尚小云是从天津赶来，还有十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那次也破例去了，王又宸有病，刚好一点也在头天赶到。其他如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也都是很早就去了。

从十日到十二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轰动。一万枚纪念徽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便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是在开饭。从各方送礼之多，堂会戏目之精彩，排场之阔绰，据说在上海都是空前的。

事后杜告诉我，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有这么大的场面。他最感激的是法租界当局准许他那样大搞，因自有租界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列队开入过，这次能把陆、海军、公安部队等开入租界还是第一遭。蒋介石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的公馆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也不准调军队去给他守卫。

这次费用据说花了几百万银元，有许多项目是完全由别人凑钱代办的，还不计算在内。不过他收的礼金也不少。

杜为了想抬高自己身价，曾查过许多代祖先，也找不出一个可以给他撑点面子的先人。这次祠堂落成，吴佩孚送了他一面特大金匾，题了“武库世家”之后，其他的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等金匾，他非常高兴。经吴佩孚这么品题一下，使他一下子成了唐朝名将杜预(杜预善用兵，当时人称为杜武库)的后裔了。许多为他捧场的文人，在为他起草特大的鸣谢启事中，便有这么几句：“……宾朋联袂，车骑如云。草绿郊垌，见元戎之小队；花开闾巷，多长者之高车。地当江海之滨，幸有烟花十万，人愧春申之侠，居然舄履三千”，又俨然以杜甫自况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他迫不及待地从淳安经杭州回上海。到达上海的那天，正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九月三日。随同他回到上海的，除重庆带去的一批人外，又添了由上海去迎接他的另一批人，一路浩浩荡荡，不减当年的威风。事前上海方面早已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都赶到车站去迎接他。这使得他又踌躇满志了。

他很久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因为怕别人会联系到蒋自己以前的出身。而杜的野心又不小，非特任官他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上海市长这样一个职务对他最适宜，希望蒋介石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拥蒋的功劳，能把这一职务给他。加上孔祥熙对他的极力支持，他以为很有把握。结果，蒋介石却发表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这使他非常失望。以后上海市参议会成立，他又想退而求其次，能当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也行。不料CC又把潘公展推出来，抢了这个位置。弄去弄来，只弄到一个上海市参议员的职位。两次失败之后，他只好改变口气，大谈什么：“推进社会力量，扶导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是个人生平夙愿。”来为自己解嘲。

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天，我和唐生明等正在丽都打牌，得到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我立刻去找杜，他一听大惊失色。他一向认为结识了戴这样一个兄弟，对他来说，真如虎添翼。满以为胜利后可以相互勾结起来，在上海大干一场。没想到戴这么快就暴死了，他内心沉痛，从他在上海主持戴笠的追悼会时落泪的情景，便不难看出。隔了好久，他一和我谈起戴来，还是无限怀念。

抗战胜利后，他做六十岁生日时，虽远不如杜家祠堂落成时那样的气派，但蒋介石等还是给了他不少面子，因此他还想再次检阅一下他在上海的力量。在竞选当国大代表时，他想和CC较量一下，便决定参加上海市的“国大”竞选。他明明是以CC为对手，却偏偏要CC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吴开先领头提名，当时了解他的人都称赞他这一着很高明。表面看他还是在靠拢CC，但等到他发动全部力量暗中活动，想在开票时抢个第一时，便被长于搞这一套的CC分子看出他想借此来抬高身价。于是集中力量进行压制，坚决不让他抢到第一。开票那天，他还很有信心，认为可以得到压倒一切的多数票。结果又出他的意外，市参议长潘公展得到了第一；在上海向无基础的市党部主委方治得了第二；他被压到第三名当选。当时他非常后悔，不该去参加这次竞选，屈居于潘、方两人之下，在他看来，是件很不体面的大事。

当国大第一次在南京开会，他又想选入主席团去露露脸。最初他以为南京方面的老朋友会支持他，等到要选主席团的头两天，他一摸情况，才知道可靠的票少得出他意外，他的确感到非常着急。要他坐在下面而登不上主席台，他又认为是件丢人到极点的事。他连夜找我商量，神情沮丧。我立刻答应尽力帮忙，他才转忧为喜。他告诉我还差四票，我为了怕别人临时拉他的后腿，便给了他六票。开票时，果然答应他的又少了两票，加上我多给他的两票刚好选上。他对此感激万分，回上海后，便要我把这两个投他票的黄色工会负责人请去吃饭，亲自殷勤招待了一番。

在这一段时期内，他知道自己越来越走下坡路了，过去那种挥金如土的作风也变了，左手进钱放入腰包，右手进钱也放入腰包，很不容易向外掏出了。

解放前夕，我和他都决定出卖在杜美路的房子，那时只有美国人肯花钱买那些东西。我十一号的房子卖了一百七十根金条，他七十号房子卖了四十五万美元。他带着这笔款逃到香港去当寓公。一九五一年秋天他去世时，听说只剩下二十五万美元的遗产，由孟小冬和几个老婆瓜分了。

他死后，顾嘉棠和他老婆把他的尸体运往台湾，停在寄柩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