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结果即将揭晓，如果是联盟党连任，当然是接续现在的政策框架，然而很多人想知道的是，如果是联邦工党获胜，那么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外交政策是否有变化？ 笔者试图对这个议题做个研究，而本文是其主要内容摘要。
澳大利亚起源及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尽管澳大利亚最早一直是土著部落的生息繁衍居住地，但200前，从库克船长的登陆开始，欧洲人种及欧洲文化成了这片土地的主流，后来又有络绎不绝的其他族裔的移民，土著及各色移民组成了以欧洲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框架。
澳大利亚的社会起源及基本人口组成决定了澳大利亚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特点及其复杂多元的选民构成。
作为一个体现西方文明的社会，澳大利亚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处于亚洲前沿的西方国家。离亚洲最近，最能分享亚洲的发展机会红利，也容易感受到亚洲崛起的风险及由此引起的不确定或焦虑不安。
澳大利亚政治生态图及政党立场分类
澳大利亚社会的政治诉求生态分布图可以大致分为：极右，右倾保守派，温和右派，温和左派，极左阵营。 与此相对，由于代言服务的选民对象不同，各个政党可以根据其政治立场定位而分为：极右（一国党），右倾保守派及温和右派（国家-自由联盟党），温和左派（工党），极左派（绿党）。以上也只是一个大致定位，每个政党内部也有政治立场不同的派系，如自由党有保守右派及中间温和派，工党有左派与右派之分。 而工党里的右派与自由党的中间温和派在一定层面观念比较接近。
工党VS自由党
如果我们把两大政党做个大致比较，就会发现，工党源自工会，主要为工人阶级平民服务，政治理念更多的是缩小贫富差别，追求社会公平。而自由党当时由工党分离出来，立党使命是为当时被遗忘的群体-中产阶级发声代言，当时自由党的意识形态保守与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比较对立。
工党的主要支持者或选民基础是工人阶级或贫穷大众，也有一些手工业者或小生意业主，他们同情底层弱者，政治观点比较偏左，与此相反，自由党主要的支持者是有产阶级，精英、富裕阶层，维护现有社会秩序，雇主及有产阶级利益分配，政治观点比较保守偏右 。
对外政策方面，自由党比较保守传统，而工党在应对社会变化及国际大环境变化方面比较开放变通，澳大利亚历史上几次重大历史转折，例如二战时期，澳大利亚从与母国英国结盟转向与美国结盟；与中国建交等都是在工党政府期间完成。 对照工党政府与自由党政府各自最近一份外交政策白皮书，也看出两党对正在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态度，尤其是对亚洲与中国的态度。
澳大利亚历史上长期两党共存，轮流执政的事实也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自由党追求生产效率，保护富裕阶层的结果是社会财富增加，但同时是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异增加，造成社会矛盾激化，这个时候社会需要公平的 呼声增加，需要工党的政策来平衡调整社会， 澳大利亚社会就是在社会生产效率及社会的公平稳定之间螺旋式地交替发展进化。
澳大利亚目前在世界格局中的国家利益及所处位置
文化及意识形态对西方的归属感，安全防卫方面对美国依赖需求，对发展中的亚洲邻居尤其对中国有显著的经济利益。随着中美竞争冲突加剧，澳大利亚因为其特殊的位置而夹在中间处境尴尬，难以抉择。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及国内社会态势下，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矛盾心态
由于过去40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上升太快，西方社会包括澳大利亚人原来的优越感渐失，心态一时没能调节适应这种变化。随着竞争加剧，原来淡化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及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渐渐又浮上水面：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同时又产生了对中国依赖的担忧；期望中国经济强劲带来更多的机会红利，同时又对因中国崛起太快而对世界现有体系带来未知不确定冲击开始忧虑。
如工党上台，近期内影响工党对外政策走向的国内国际因素有否变化？
西方民主政府的政策走向事实上主要受到国际外部环境变化及国内各方势力较量角逐的影响。
从澳大利亚国内态势来看，制约工党政府决策的国内环境没有变：
一些现存对外政策本来是有原来的两党共识，如印太战略，外国影响力等等。
工党如入主新政府，保守自由党作为反对党的制约牵制因素还是存在。大选过后，工党能否在参众两议院有绝对优势尚不知晓。
目前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情报、安全、军队部门官僚体系还在，五眼同盟还在发挥作用。 工党不太会对安全情报系统太过强势。前一阵基庭的高调发声及后来比尔·肖顿的低调回应就是一个明证。
保守的右派的选民还在，保守右翼媒体还在，持保守意识形态观点的精英阶层的社会影响力还在。
从国际大环境看，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没有变，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没有变，国际格局，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太可能迅速改观，中美贸易战还会继续，与中国基于价值体系及政治体制的不同及由此产生的分歧没有变。
如工党上台，近期中澳关系趋势走向
从工党几位前任领袖的言行来预判新工党领袖的作为：70年代的惠特拉姆是格局远大的政治领袖，是他承认中国政府，主导建立了与中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另外惠特拉姆对于国内社会结构的改革举措也是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影响深远。霍克与基庭时代让工党进入成熟辉煌时期，霍克的政治智慧及影响力及基庭超群的胆魄能力让他们被历史记住，至今基庭在澳大利亚的亚洲观上还是思维独立超前。虽然人们对吉拉德在任期间的作为评价不一，但她主持发布的亚洲世纪白皮书所展示的格局前景至今还是为人称道。尽管陆克文在台上时与亚洲及中国的关系方面不是那么一路平坦，然而最近几年陆克文明显地变得用务实理性的学者态度对待亚洲及中国。
从现任工党团队的言行来推断他们上任后的思路策略：工党领袖比尔·肖顿（Bill Shorton）在许多场合强调，工党将制定一个把国家利益作为主要考量的独立对外政策， 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应该有澳大利亚口音。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邦工党的核心团队，包括影子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影子财长克里斯·鲍恩（Chris Bowen），影子交通部长安东尼·阿博尼斯（Anthony Albanese），影子防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公民及多元文化部长托尼·博格（Tony Burke)等工党核心层均表达了比较实用理性的亚洲策略及中国观。
从工党前任领袖们的风格，及当前工党核心团队的言行看，工党对于澳美关系及澳中关系会少一些感情用事，多一点基于国家利益考量的客观理性。外交风格上相对来说独立思考多一点，处理方式会比较策略一点。与美国关系不会变，但距离可能会拉开一点，少一点盲从，多一点自己利益底线的考量。
工党领导层政治上相对没有联盟党右倾，选民基础没有那么保守，受到社会右翼势力牵制影响较少。工党在维持必要的国家立场的同时，可能在具体做法上采取比较开放灵活的策略，因此中澳关系会趋于缓和。事实上，即使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是很大程度上不在乎你做什么而取决于你用什么方法做，懂得相互尊重及相互给予面子非常重要。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保守右倾的何华德与相对左倾并具商业才能的特恩布尔相比较，前者将中澳关系经营得更好，其直接结果就是一个更和谐的中国关系及收获更多的经贸合作利益。
远期中澳关系走向展望
总体来说，远期中澳关系看好，这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决定：
首先中澳关系向好符合两国利益。中澳两国经济上互补，合作会共赢，这是国家实际利益，政治为经济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
中澳两国没有大的过节，即使有，在国家利益面前所有的不同都可以化解、消弭。
近期中美竞争激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力量对比在此消彼长，中美会在相互较量中逐渐调适达成一种相互适应，共存平和状态。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进一步增大，澳大利亚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利益份额越来越大，两国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
随着澳大利亚继续以移民维持人口增长，澳大利亚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多元文化的移民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其代言声音也会逐渐增大，国内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情结会继续淡化。
如果中国社会继续改革开放、发展进步，中澳两国价值理念差异会缩短变小。
据于以上几点并站在10年或20年后的时间点上看中澳关系，应该没有悬念。对此中澳双方都应该保持乐观积极态度，并将之作为看待及处理当今中澳关系的一个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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