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8年11月，曾在台湾社会引发高度关注的无业男子因不堪长年照顾之苦，透过注射过量胰岛素及湿毛巾闷死父亲一案，法院在2019年5月29日做出判决，弑父男被依“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判处7年10个月徒刑，全案可上诉。审理此案的地方法院认为男子是轻度智障，且是自首、无前科，并念及男子有善尽孝道，愿意承担照顾重任，而相关单位也未能即时发觉予以协助等考量下，决定减刑轻判，否则弑父罪最重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不堪长期照顾负荷而弑父的张姓男子（图中）在自首时，被媒体问及为什么弑父，以及有没有话要对已故的父亲说时，只回答“社会悲歌”（图源：中央社）
此弑父案判决结果，不同于一般杀人案可能会遭受诸如“杀人者不可教化”，“怎么没判死刑”等舆论挞伐，反而获得不少的同情和理解，例如许多网民看了新闻都不约而同地，纷纷表示长期照顾长辈和家人的苦和累，是只有“走过的人才能理解”，加上现实的经济压力，那真的是只有“悲哀无奈”可以形容。有网民还认为，男子“坦白说也没有错，而我们并不是他，所以没有办法体会他的难处”，表示“长照的问题是需要被注意的”等。
回顾整起弑父案的来龙去脉将不难发现，为什么法院会轻判，以及为什么它会引起社会大众多数人的共感和同情。据悉，弑父男虽有5位兄弟姊妹，但各自经济状况都不佳，男子与父亲同住，男子父亲因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多重慢性病，长年以来都由男子独力照顾，靠着打零工和男子父亲每月新台币7,000余元（新台币1元约合0.03美元）微薄的农保年金过活，因男子父亲时常向其他子女索讨生活费，导致女儿家庭失和，男子得知后不满父亲作为，加上房屋租约将到期恐无处容身，而决定注射过量胰岛素让父死亡，并在察觉父亲尚有呼吸下，拿湿毛巾闷死父亲，并向警方自首称“这样大家都解脱了”。
事实上，这样的长期照顾悲剧，在2026年就即将迈向“超高龄”社会（即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20%）的台湾而言，已像不定时炸弹般潜藏在各个家庭之中，不定期就会引爆。例如在此案发生的前一个月，台湾就发生有老妇不堪长期照护久病丈夫，而持铁榔头打死丈夫。
而在照顾悲剧中，先离开人世，获得“解脱”的不一定是长年卧病或失能的被照顾者，而很可能是负责照顾者，例如2019年2月一名50岁，身为公务员的女子就因不堪照顾重病卧床的老父亲，在心力交瘁之余而上吊轻生，而本来想前来阻止女子轻生的79岁老母亲，在看见女子已轻生后，也随之步上后尘，母女双双上吊轻生。
根据民间NGO的调查统计发现，台湾高龄照顾的悲剧新闻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自2011年开始统计相关照顾悲剧新闻，其发现2011年时只有2件，但逐年有缓升的现象，到了2018年已倍增至22件。
从上述统计来看，等于台湾平均每个月就会发生1件至2件的照顾悲剧，这样的“人伦悲剧”之所以在不同家庭，以各种不幸上演，显示了这不是一个个不幸个案的累加、总和，因此不能个案视之，而是反映了“社会出了问题”。
这不单是指社会福利制度有问题，也包括民间照顾市场，难以提供民众足以信赖的照顾服务。此外，社会文化上人们如何重新定义和理解“孝道”和“照顾责任”，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台湾社会应尝试走出将亲属、长辈交由照顾机构或“外人”照顾，就是“不孝”或“遗弃”的思维（VCG）
检视台湾整体长期照顾的支持系统，政府能提供的服务量不足、资源不够，是个长期以来不论蓝、绿执政，都未能有效解决的民生课题，而即便长照政策在蔡英文任内已从“ 1.0”升级为“2.0”，但其“缺钱、缺人、行政效率低落、使用上不够亲民、城乡资源差距”等问题，迄今仍是未见明显改善的“老毛病”。
从这起弑父案中，公共的社福安全网无法即时“接住”这名经济和身心状况皆属于弱势的弑父男，多少就凸显了现有政府长照系统的缺失和局限。据悉该名弑父男子在表示曾经向社政单位求助，盼能申请相关长照服务，但社会局认为男子父亲生活还可自理，资格不符合所以未通过申请。这就不难理解男子在自首当时，为什么在被媒体问及“有什么话想对父亲说”时，会回答“社会悲歌啦！”。
此外，即便民众不仰赖政府长照资源，想在民间的照顾市场中寻求照顾服务，不仅要面对为数可观的经济压力外，难以找到足以信赖的照顾机构也是个大问题。再者，还必须面对社会文化认为，只有事必躬亲的陪伴和看护家人才是“照顾”的迷思，以及与迷思相伴的“道德”压力。
虽然，大多数人在长辈或家人发生失能或有长期照顾需求前，对于“怎么照顾人”，基本上都是一无所知，必须从零开始。但吊诡的是，许多人却深信自己照顾，就必然比“外人”或“交由别人”照顾好。其中的主要迷思，不外乎认为“爱和亲情”是他人无可取代的价值。
然而，在缺乏外界协助和专业支持的照顾，从照顾品质的角度来说，对被照顾者而言并非好事。同时，把照顾责任由家人一肩扛的结果，对多数家无恒产的照顾者而言，不是必须工作、家庭两头烧，就是得有人放弃工作，对于照顾者的身心状态和家庭经济，都将是严重的打击。爱和亲情固然可贵，但长期的照顾，绝非是靠爱就能支持。进一步来说，社会氛围必须开始调整，走出把长辈送至机构照顾，就是遗弃、不孝的道德迷障。
总体而言，如何改写因长期照顾而引发的“人伦悲剧”，责任不只是有赖于执政者正视“经济、民生”课题，并善尽对民间照顾机构的监督把关，在物质条件上促使照顾责任能去家庭化，减轻民众的照顾负担，而社会大众更应重新调整对于“照顾”的僵化思维，跨越孝顺和爱就等于事必躬亲的“照顾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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