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热播的综艺《乐队的夏天》中，盘尼西林乐队的主唱小乐与评委马东关于盘尼西林乐队究竟是不是一支英伦摇滚乐队有了如下对话。在马东认为盘尼西林有着很强的英伦风格后，小乐表示：“很多的人会说，我们是英伦，或者英式乐队……但我一直以为这个是错的，因为中国就不应该存在英伦乐队。因为英伦摇滚那东西只存在那个岛上。”
顺着小乐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很多的学科与它最初的形式已经变得截然不同。当我们讨论哲学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以古希腊人的那种方式来讨论那些问题。问题变了，讨论的人变了，文化变了，乃至讨论的地点也变了。甚至当代哲学家与古希腊人对于philosophoy（哲学）中philo（喜爱）的表现也是不同的。或许我们会认为，学科是特殊的，是发展的。然而在学科之外，我们日常的语言也同样面临着小乐提出的疑问：当我们无法共享同样的经验时，我们如何进行交谈，如何去理解语言？
Vilhelm Pedersen为安徒生《野天鹅》所绘插画
不同语言的不同指代对象
在《十三邀》第二季中，许知远与王小川就搜狗的旅行翻译宝进行了一番讨论。王小川表示在用户口述中文后，翻译宝会自动把录入的中文内容翻译成对应的语言。王小川认为语言的差异带来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冲突和不信任。为此，他举了巴别塔的例子：一群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在“大洪水”之后从东方来到了示拿地区，并且决定在这修建一座城市和一座“能够通天的”高塔；上帝见此情形，就把他们的语言打乱，让他们再也不能明白对方的意思，还把他们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在王小川看来，只要我们能打破语言的壁垒，我们就可以达到更多的共识，拉近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
然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翻译特定词语时面对的困难。距离而言，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大象的欧洲人而言，无论一名印度人以怎样精妙细致的语言来描述大象这一动物，这名欧洲人能得到的大象的印象也只能是片面化的。正如我同和一位从没吃过煎饼果子的韩国同事描述这一食物后，同事只能将其想象为近似墨西哥卷饼的一种小吃。只有当我把一份煎饼果子放到他的面前时，他才能得到一份关于“煎饼果子”的完整经验。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如果有一天狮子能够与我们对话，我们也无法与其交流。因为由于我们与狮子的文化背景，经历差别太大，语言中能够被共同指代的对象变得几乎不存在。试想，我们该如何向狮子解释电视、电脑、书籍、国家等概念呢？从翻译上来看，如果我们将原文语言中所有能被指代的对象称为集合A，翻译者语言中所有能被指代的对象成为集合B，那么翻译者所能做的就是在A与B的交集中进行翻译。随着共同认识或经历过的事物的拓展，A与B的交集将会扩大，但是我们无法得知何时翻译者能了解A与B的并集，从而完成语言和文化上的统一。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将文本本身放入与之完全不同的文化社会中，并选择是否将文本本身进行转化或者删减，无异于一次二次创作。
否定经验主义的道德语言
如果我们认为理解语言的前提条件是获取与语言相关的经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质疑为什么在阅读新闻时我们会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反应。举例而言，近日在珠穆朗玛峰上的大拥堵导致了11人死亡，当大部分人阅读到这则新闻时，对于死去的登山者都会表示遗憾和难过。虽然我们中大多人并没有亲眼目睹登山者的死亡，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事件作出反应和进行反思。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而言，无法通过经验获得并确定的语言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样的断言使得人们失去了讨论道德，情感，乃至除自身经验外一切事件的权利。如此看来，对于每个人来说，能够谈论的只剩下狭窄的个人主观的经验，而任何试图进入客观、公共领域的讨论都会被视作失败之举。
现象学教授，德莫特·莫兰（Dermot Moran）曾在课堂上举过以下例子：当一名读者，在早晨读到某地因为饥荒而死去上千人的报道时，他／她有权利对此感到愤怒或者伤心。然而，他／她并没有能力去相信上千人在他／她面前因饥荒死去的画面，也没有与此相关的经验。但是当我们在谈论道德时，我们会允许这样的并不基于经验的道德判断。与莫兰教授的例子相关的，是哲学家休谟提出的“是-应该问题”。休谟认为，并非所有“应然”命题都与“实然”命题一样。如果尝试从一些“实然”命题推论出“应然”命题，那就会缺乏逻辑关系，除非有阐述清楚当中的关系。所以，不可以单单从“张三蓄意杀人”推论出“张三不应该蓄意杀人”。“张三蓄意杀人”表达出一个事实，并且可能考察到有一些特征存在于此事实中，例如张三在死者面前持刀，而死者身上又有大量刀痕与大量张三的指纹。不过，在事实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不应该”的物理特征。然而，我们会同意在看到或阅读到张三杀人后，我们由于人类的同情心会产生相对应的心理反应，同时对此产生道德判断，哪怕这并不基于我们的经验。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日常的语言以及道德判断并非仅仅与我们的经验相关，而是与人类的心理活动息息相关。
科学语言对于经验的依赖
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另一大反驳便是人类对于科学的信任。试想，对于一个对流体力学一无所知的乘客而言，乘坐飞机意味着一次极大的冒险。哪怕是一名对理论无比熟悉的科学家，在他／她乘坐飞机并安全着陆之前，我们都可以将这一行为视作冒险行为。在另一方面，当一名科学家通过实验得出客观的科学公式和结论后，其他科学家也纷纷尝试重复这一实验，从而同意或反驳这一公式或结论。但是，由于观测者和实验经验的不同，我们或许可以质疑不同科学家的实验经验是否相同。第一名科学家通过自己主观的经验得出了结论，而之后的科学家也只能依赖于他们的主观经验做出判断。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由于人类拥有不同知觉，不同的科学家可能对相同的现象有着不同的经验认识。例如，一位科学家可能会在描述实验现象时表示某一物体的温度显著增加，而另一位科学家可能会声称温度变化不显著。由于科学家的科学理论和描述是建立在他们的感知和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感知的可靠性对于科学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哪怕我们假设不同科学家对于相同的实验有着相同的知觉，我们也无法确定他们是否能复制出完全一致的实验。因此，科学家才需要不断筛选观测的重点，发明更细致的观测机器，来确定不同的实验经验是否相同。对于相信经验主义的科学家而言，只有确定彼此共享相同的经验后，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在谈的是同一个对象。
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维特根斯坦写道：“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从经验主义出发，这句话似乎言之有理，它意味着对于我们无法获得经验的哲学、美学、伦理学等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然而，整本《逻辑哲学论》本身也是针对语言哲学所写，在某种程度上这整本书未被证实，也是不可言说之物。因此，当我们使用语言时，我们常常超越了经验，由此去拥抱道德，去拥抱美学。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