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之后，新疆无解

新疆七五事件发生后，惹下滔天横祸的王乐泉们，第一反应是把罪责统统推给在海外的热比娅女士。最近这出戏演到了高潮,热比娅的几个子女上了中央电视台，辱骂、声讨自己的母亲。让全世界电视观众恍若隔世，目瞪口呆，似乎回到了文革时代。

逼子女骂父母，这种下三滥的伎俩本来就是我党发明，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帅贺龙等莫不领教过这种来自亲情的羞辱。文革过去了四十多年，我党何为又捡起这种超限手段在全世界面前丢人显眼呢？无他，因为我党实在是贵州的驴子，“技止此耳”。我党的愚蠢和卑劣，在古今中外真可谓无出其右啊。

前些日子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研讨会上，有朋友提出一个宏论：中国应该对民族地区取消民族自治，实行帝国政策。语境四座，但不能不说讲的很实在，虽然结论老路不敢苟同。盖因为我们的党国虽然号称“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已成昨日黄花时代的、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芦笛语）。

著名网络“汉奸”芦笛先生早就认为：“所谓帝国（empire），并不一定有个皇帝做国家元首，它指的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帝国一般由某个强势民族用武力征服多个使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地区后建成并用武力维持。”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的党国确实是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帝国。问题是，对民族地区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行得通么？

只要不是脑袋长在屁股上的人都会承认，西藏、新疆、内蒙古（南蒙古）地区，历史、文化、语言、风俗、生活跟汉族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起码比越南和北朝鲜与汉族文化历史的联系差得很远，后者在秦汉时代已经是中国的郡县，此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或者是属国，或者是郡州，它们接受汉族的同化，建立了跟内地几乎一模一样的政治制度。这些同文同种的民族都先后独立出去，我们又有何理由要求这些“非我族类”的民族永远心甘情愿跟我们一个锅吃饭？

更何况我党建政之后，在新疆、西藏、内蒙地区干尽烂事、祸事，废除人家的宗教、烧掉人家的经书、捣毁寺庙、剥夺私产、强迫喇嘛还俗、回民养猪，更兼时不时“镇暴平叛”，杀得血流飘杵，尸骨盈野。这样靠铁血和侮辱想让人家“四海归心”，“万方乐奏有于阗”，不是白日做梦么？

记得那次研讨会上，有位刚从新疆回来的学者兼商人说了这样一个观点：少数民族太落后了，应该由汉族来领导，帮助他们发展经济。说实话，我当时就感到脸上发烫，我们丢下要饭棍子几天啊，就开始摆天朝上国的谱啦？这几年经济有所发展还不是沾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光，跟咱们的汉文化有多少关系？如果非要相比，咱们汉文化中的那点鸡零狗碎，跟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文明相比，能够同日而语么？

这次七五事件汉族人死了150多人，举世震惊，其实，这样的结果是早就注定了的。中国社会的传统统治术是“霸、王道杂用之”，霸道，武力镇压，王道，礼仪教化，两者杂用，维持一个大一统的体制。对于新疆，改革开放之后，王道没了，只剩下霸道，即赤裸裸的武力镇压。王乐泉们只迷信武力，一旦中原动乱，中央控制能力减弱，受境外原教旨主义煽动、蛊惑和支持的新疆维族激进势力势必以恐怖手段争取独立，到那个时候，新疆的汉人就成了孤岛上的弃儿，最终成为我党民族政策的牺牲品。

老路认为，在帝国主义政策的统治之下，民族问题或许在短时间内出不了大的动乱，但众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越是实现民主化，中央的统治权威越减弱，西藏、新疆出现动乱的可能越大，因此帝国主义政策非长久之计。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在这个前提下实现民族和解。

老路见过热比娅女士几面，听过她的演讲，也跟她交谈过，其实热比娅女士要求的也无非是民族自决权，她明确表示并非一定要从中华联邦的框架内分裂出去，如果将来的制度安排中给予维族独立自决的地位，维族也是可以考虑留在大中华版图之内的。

但是，时刻自诩“伟大光荣正确”、史上脸皮最厚的我党是不会接受热比娅女士的主张的，它只会化友为敌，如今又不惜用败坏人伦的卑劣手段败坏热比娅的声誉。至于新疆的前途，未来几百万驻疆汉人的命运，自然不在它的考虑之内。它的既定方针是：“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

曾经听一位民运人士悲慨地说：七五之后，新疆无解。信夫！

二00九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