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由于反对港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而爆发的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让香港这个社会的内部撕裂，尤其是社会对港府的不信任，彻底地暴露出来。然而，从港府修例到香港市民反修例游行，在香港各领域存在的政治泛化不容忽视。这个问题港府存在、香港社会也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民生具体问题的解决。
近期香港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凸显了香港政府的政治信任危机(图源：AP)
港府的一系列无视民众诉求的鲁莽而傲慢的强硬立场无疑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索，让一个原本的法律议题政治化，无谓地增加了香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裂痕，港府不得不深刻反思自身的问题，真正地做出改变。
港府之外，香港社会也存在政治泛化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并非反对政策本身，而是因对港府的政治不信任而沦为一种为反对而反对，很难达成一种共识。是故，在香港将很多经济民生问题政治化。
政治民主迷思和经济民主盲区而这也反观出香港社会实践民主的一大误区和困境，即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尤其是一些年轻时代的泛民派，持有一种自由主义的迷信，将普选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一切问题都引申到政治上，用政治问题掩盖经济民生问题，最后因在普选、陆港关系、民主权利几个核心的政治议题上的对立，导致在非政治议题也难以达成基本共识，造成社会严重分化。
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没有经济、社会的平等，就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看似被政治问题纠缠无法自拔的香港，其实症结真正是在经济民生，经济才是问题的根本。（相关阅读：反修例游行背后：香港政治与经济哪个更不民主）
如果没有经济上的长足发展，没有经济分配的基本公平正义，没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基本平等，如果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世代和经济中下层市民，缺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而民主政治却不去关心这些基本的经济民生问题，那么，自由选举、民主制度，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是那样，民主选举最终可能不过是经济上和社会上占据垄断和优势地位阶层的政治表演而已。
生活于香港笼屋的底层市民需要的是更多的经济民主(图源：VCG)
阿拉伯之春的破产前些年被西方称为“民主里程碑”的“阿拉伯之春”的破产，也宣告了，照搬民主选举制作为普世方案解决社会问题的虚幻性和灾难。上个世纪西方输出自由民主到东南亚乃至中东、非洲等地后，除了极少数地区如台湾、韩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基本的经济发展问题没有解决，社会公平没有实现，没有基本的经济平等作保障的社会，民主选举也沦为社会特权阶层攫取政治权力的最便利的合法通道，并且激化着社会的不平等，酿造了国家的动荡。
前几日前第一位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骤然在狱中去世，作为埃及“阿拉伯之春”的榜样人物，穆尔西当年治下的埃及表面上看是实现了自由选举，西方也满心期待，但选举并非一切，有了选举也并非就有了真正的政治民主。由于埃及社会缺乏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平等，不仅不同宗教派别互相排斥，社会缺乏基本共识，埃及不仅未能在民主选举下走向政治团结和平等，反而成为不同宗教派别互相倾轧的舞台，埃及社会也因此陷入混乱，经济治理更是毫无建树，在位一年间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最后埃及人不得不推翻这位民选总统，反而转向支持略显独裁的军政府。
欧美国家的经济民主坦率地说，因忽视基本的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而一味膜拜选举民主而出现问题的，除了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失败的中东国家，在欧美这些被众多自由主义者视为楷模的民主国家，同样发生过种种悲剧。
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支配全球化，由于缺乏经济民主，许多人一直被边缘化，他们近些年发现自己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反而成为自由民主的牺牲品，从而奋起反抗。比如，法国黄背心运动，以及欧洲广泛的右翼运动和与此相对的左翼势力的崛起，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乃至出于更为直接的经济民主诉求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对自由民主片面追求经济自由化，忽视经济平等和经济民主的回应。
当然，即便是美国这个被视为最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度，也没有向其宣扬的自由意识形态一样，只强调自由选举，而是在其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地推动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文化平等，其最不看重的经济平等也在近些年随着贫富分化的扩大而获得更多人的认同。
只是对于这一点，长期以来被不少自由民主主义者忽略了，他们只知道追求选举，好像有了选举自由就有了一切，但经济上贫富悬殊愈来愈大，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根本无经济条件关心政治，而且政治也容易沦为少数垄断财团的政治游戏，忽略了改变经济民生问题。
政治民主离不开经济民主，民主最后也一定是指向解决经济民生问题才有其现实意义。
脱离了现实经济民生的民主、回避了对经济社会平等权利的民主，只能沦为一种空谈。这在新兴国家如此、香港如此、欧美也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对香港这座依然被诸多政治、经济、民生问题所撕裂的社会进行反思，究竟香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是以经济民生为诉求，致力于实现真正的经济、社会平等的民主政治，还是仅仅是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选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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