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就《逃犯条例》的修订做出让步，暂缓了修例事宜，但走上街头的香港人似乎并不买账。围绕今次修例风波，记者专访了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在林朝晖看来，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已经给香港定好了大方向，如何加强各方沟通，沿着既定的战略走，才是真的对香港好。以下为访谈下篇实录。上一篇为《深度解读：当“真普选”成为港人的灵丹妙药》
记者：你前面说到战略定力，其实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讲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也能看出他是有战略定力的。
林朝晖：
对，习近平在回归20周年的讲话提供了很清楚的方向。
记者：本来是个好经，念着念着就歪了。这里面有涉港机构，有特区政府，还有一些智库和媒体的声音掺杂其中。
林朝晖：
你点出一个问题很好，整个治港体系内层层叠叠，谁都掌握不准。但有一点，特区政府是拥有较高自治权的政府，尽管中央不少讲话提供了战略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尊重港府自己的看法。用韩常委的话说，以香港能听得懂的话去讲，以香港习惯的做事方式去做事，如果特区政府与对港部门有两种意见，尽量用特区政府的。这个话点出了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高度自治。所以有时候尽管大战略定了，港府掌握不准；例如大湾区定了，怎么去做？对港部门很着急，特区政府不着急或没搞明白；或者特区政府认为着急的一些事情，而对港部门不着急，或者认为不是这样做。
虽然很多人看到了香港的“病症”也查出了“病因”，但却很难开出有效的“药方”（图源：Reuters）
在这个过程中，对港部门权力有限，特区政府对中央的政策有时候理解不到位，所以沟通机制就显得很重要。这个沟通机制不仅是中央与泛民的沟通，中央与港人的沟通，对港部门与特区政府的沟通，也不是为了某个具体事务比如一地两检才采取临时搞一个小组，而是长期的协调和沟通，这个很重要。比如说特区政府明明有驻京办，在内地的体制里面驻京办扮演很重要的沟通角色，香港驻京办的主任在政务官体系里，只是首长级第六级；这等级在北京叩门，叩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想理你，等于是处长，处长在北京只是一个部长的秘书。
记者：北京有一个笑话，说一板砖掉来能砸一片处长。
林朝晖：
对，你去叩门有用吗？因为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也只是个部级官员，派个首长级第六级的担任驻京办主任，每周给特首办写所谓的驻京办主任报告，有用吗？有效吗？准吗？在北京能代表特区吗？我经常说驻京办主任应该是政治委任，下面还需要有个智囊团，掌握北京的风向，“一国两制”内如何体现一国、维护两制？中央在香港有中联办去了解香港、处理香港问题，特区政府也有责任有一堆人专门在北京了解北京，问问北京的看法、或参与在北京的对港决策过程中、最起码也应该有人懂得用内地听得懂的话把香港实况及难点与高层沟通。这个不是说互相去干涉对方，而是在政策酝酿阶段多听一下各方的看法，促成更多央港官民交流，这是加强沟通，也是一个好事。有时候港人也会觉得中央的一些政策或者一些话语很不接地气，用内地那一套跟港人说话是听不懂的，为什么不能调一调？在特区管治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把这个制度完善，很容易出现问题，一旦有了政治危机每次又只好搬出境外敌对势力来推塘本质问题。
记者：确实，内地与香港的政治文化很不一样，而且有一些话北京用自己那一套表达得很含蓄，特区政府可能也听不太懂。中联办作为协调者，也没能扮演很好的角色，反倒因官僚和插手选举等加剧了港人的不满和撕裂。
林朝晖：
香港官员不官僚吗？屁股决定脑袋，我觉得两边都有各自的官僚主义。
记者：很多人习惯于从香港看香港，永远只看到对内地的冲突和对中共的不满，甚至于“一国两制”之下的各种矛盾，但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香港很需要从世界来看香港，在这个大变局的周期里，认识到香港的独特性和角色以及不可替代性，进而避免成为大变局中的一个棋子。
林朝晖：
假设香港是对方的筹码，那煽动香港的牌也只有两张，一张就是普选牌，对特区政府认受性的挑战，美国输出民主一直都是最擅长的；另一张牌是融合牌，背后是挑起港人对中共和内地的恐惧感。这次反修例之所以闹的这么大，就是很有针对性地打了这两张牌。
记者：有没有觉得香港太陷入到一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迷思里面去了？
林朝晖：
持平点看，香港没经历过社会主义生活，怎么要求他们去判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哪个更好？何况社会主义糟糕的一面，港人天天在港媒上面看到。
记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没所谓好与坏，不过当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么多危机，这些“危机”和“问题”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是觉得只是实践的问题？还是说对于资本主义本身需要进行反思或者再认识？
林朝晖：
不是说香港有没有反思这个问题，而是没有充分的机会去真正的反思。为什么这么说？每次香港出什么问题，中央立马输血，怎么自我调整和反思？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并没有运作起来。我觉得中央最明智的做法，是定好大基调，一些小问题真的别管，让香港自力更生不是坏事，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有自己应有的模式和起起落落。输血固然可以解燃眉之急，可长远来看不见得是好事。换言之，相当于香港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应有的阶段，香港的经济结构被锁定在了1997年，整个社会没有经历过经济转型、大辩论、价值沉淀，甚至社会对未来的发展共识。反过来看，中央政府其实也在学习如何管治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用经济输血来换取政治的稳定；但如前面所说人心的回归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
记者：说到底，最本质的原因还是香港始终未完成去殖民地化，以及整个国民教育缺失导致的认同感危机。
林朝晖：
这两点是根深蒂固的问题，早就存在。就目前来说，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好的时机，好的方法去修补这两个问题？曾经有过时机，始终没做好；每次战略对了，战术每次都错。
记者：回到这次的修例风波，也明显能感觉到“战术”错误带来的伤害。
林朝晖：
没错，我觉得这次修例至少有三个很大的伤害。第一，能感觉到中央政府一直想重视民生，希望香港有一个平稳的局面，政治纷争可以少一点，两边的势力都往中间走。经过这次修例风波，不仅会给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甚至2022的特首选举带来很大影响，连同整个局面又会重新极端化，影响甚至打乱了中央对香港的布局。
第二，修例冲突让港台真的扭成一团。之前“占中事件”一直说港台之间会扭成一团，我觉得有点过度了，但是这次台湾不只在民众层面，各个政党和候选人都在回应，有捆绑台湾总统大选的趋势。要知道，香港问题一牵扯到两岸问题，就会更加复杂。
最后一个伤害就是政府硬把警察推到第一线去平息风波，政治问题应由政治解决。让警察成为了公权力发泄的主要对象，这样不仅不公平，而且一旦特区政府习惯了这套做法，可能对香港的法治造成严重冲击。市民会思量，原来作为正义象征的警察是会这样子强硬对待市民的，因为人们也会更加恐慌，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也需要可信任可敬的执法者，这样的法治才是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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