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政治从一个侧面讲，就是一部高级政治资源配置的历史。配置有两项：其一（A区块），皇族接班人的选拔与最终确定，曾盛行一时清朝题材电视剧基本通俗化了这一历史命题；其二（B区块），在国家治理顶端决策体系的人选组合，坏乱时期的朋党政治是这个命题的最好解释。
中共作为民族主义政党，其自身继承了以上两点。民族主义政党的封建主义因素是祛除不了的，同时，苏联共产党的封建社会主义鼓励了中共，使得后者很自愿地接受封建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江山主义。陈云说得好，“自己的孩子用着放心”。曾庆红、薄熙来、习近平都是这个路子上出来的政治精英。公平地说，习近平知识水平很差，但学习能力不错。在“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那种古风角度看待，也算习氏的一大风格了。还有，习在正定时期确实做了许多超前且有实绩的善政。这些不能否认。
至于习近平“可以模拟”的政治定位即在高级政治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一个负责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足够了。多了，高了，对其本人是个不幸，对中共本身以及民族国家更是不幸。自其上台至今，就是“新文革七年”。当然，似乎天道如此，没有这样一个“过”（取“易经•大过•九三”比喻）就没有“栋桡，凶”----中共灭亡的加速。
其实，上面说的“可以模拟”不是新论，早有政治学者在香港杂志讨论过此类问题，社会私下讨论亦之。印象中，有人提过两个模式：第一个，十八大时，以李克强为总书记（且将荣誉化的国家主席让出来）、以王岐山为总理，这样，经济上会继续改革路线，至少不会“回到文革”（的经济凋敝）；第二个，十九大时还有理论上的调整可能即习李双下，而选一位“虚君”式的总书记（王沪宁是较好人选），而总理换成汪洋----这个人在经济上是长材，从基层治理做起的经验远在李克强、习近平以上。
不过，太子党体系携军权之威重，不接受“可以模拟”，反复叫嚣“红色江山代代传”，从而为一错再错的高级政治资源配置撑住势头。但是呢，A区块隐藏的深刻问题在B区块反映出来：激烈的朋党斗争使得命令体系的信息无论好坏，均传达不畅；“不当得位”的心理压力使得习近平及其集团时刻防止颠覆者（所谓“两面人”），从而加剧了B区块的错误配置。
至于将习比诸帝王：爱之者，以为秦皇汉武复现；恨之者，以为胡亥杨广穿越。基于民族主义的中共意识形态在古典政治心理之下，几乎分文不值；即有所值，亦如滚雪入井，稍持尽消。由于这种无法公开表述的压力，整个高级政治心理系统，一方面战战兢兢而视苏联崩解或随时重演于中国，另一方面肆意宣布“自信”而全面对抗美国，准备闭关锁国大有迹象。而习近平在以后的史书上究竟是“何如主也”，本文不作评价。就其历史可比影像而言，充其量一个陶谦。统小局尚可，治大域无能。中国人讲究文史何以或者文史不分，看《三国演义》的很多，懂《三国志》的极少。就算在一般影视形象上，也是曹操、诸葛亮等高频形象可做分析案例，对陶谦那等“相对小人物”则是基本忽略的态度。而研究陶谦案例，则知“穿越者”习近平今在矣！陶谦治大域，遭遇了政治资源错配问题----《三国志•魏书》其传曰：“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琅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善良多被其害，由是渐乱。”
陶谦败而病殁，为当时大分裂、大崩溃宿命性地添加了巨大推力----他的政治同盟者刘备在政治上的兴起进入快车道，后者以豫州刺史的身份“遂领徐州”。而今，尽管封建社会主义还很猖獗，但政治文明相对进步，即使习近平以健康原因去职，也不当有性命之忧。如同 1964年10月的赫鲁晓夫，交出权力，颐养天年。在易之大过来讲，是为九五卦：“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习近平的“新文革七年”统治，文化正当性从稍有可依靠以至于归零，政治合法性从高压建构到分崩离析，焉能不败！？中国士民能否迎来华叶集团“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另一个“金色十月”，那就看他们的命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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