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在网上读一篇崔永元采访记，是放在“娱乐快讯”里的。读完后却一点也娱乐不起来。当然，我们的生活中有些看似娱乐的东西并不娱乐，而另一些一本正经的东西反而除了娱乐价值一无所有。我印象中那个在屏幕上的崔永元是个一脸坏笑的小子，妙语连珠，而且很多调侃都是瞬间爆发，非常机智。出国的几年中几乎忘了他的节目，一直到最近，才读到这些有关他抑郁症，自杀企图，炮轰这个那个的消息。的确，我一时不能把原来印象中的那个崔永元和抑郁症联系起来，但在读完采访记之后，我觉得昨天的崔永元可爱，今天的崔永元则是可敬的。我真的很尊敬他。
我觉得崔永元可敬，是因为他是一个思考的人，一个有自己的价值准则和内心生活的人，至少我在读采访记的时候能感到这一点。作为电视主持人的他尊重自己的采访对象，而且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这样，所以当有一位所谓的著名主持人在后台用“那傻逼挺配合的今天”来描述自己采访对象时，崔永元非常难受，著名主持人在电视上流泪的时候，崔永元很想呕吐。我觉得好象在读一篇西方现代小说——一个追求真实的人面对赤裸裸的虚假，就象看见了一堆大粪，引起了生理反应。这几乎是戏剧性，甚至是悲剧性的。崔永元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主持人在内心——而不仅是面对镜头的时候——给予采访对象以基本的尊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道德底线”，但这一点看来是很难的。把人当傻逼，被人当傻逼，早已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按说，象崔永元这样的圈内人，对这种现象应当是见惯不怪，就象《大话西游》里说的，“吐哇吐哇就习惯了”，但崔永元似乎怎么也习惯不了，还要难受得呕吐，他不能容忍那些观众其实永远看不见的肮脏和虚伪，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在用圈外人的眼光，用观众的眼光，替他们来检查自己所在的那个“圈子”。所以我暗自感叹，居然还有崔永元这样的人！
我觉得崔永元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的定义不是在某级学报上发表某某篇论文，出版了什么理论专著的话。因为崔永元关心的东西，那些令他寝食难安失眠抑郁的事儿，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内容——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公共电视台的职能，电影的分级，主持人的内心操守，节目的真实性，个体的喜怒哀乐，而且他“感到的永远是痛苦”。唯一不同的是，崔永元没有用文字的方式把他的观点的系统地表达出来，只是在接受采访时不断的话题转换中，流露出思想的片段和锋芒，然而谁又能说，片段的价值就低于长篇大论，理论罗列，头头是道？崔永元对知识分子作了这样的分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他说自己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虽然“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邃，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我想，这个表格还客气了一点，应该加上一个助纣为虐型，排在第一位。分类分好了，请隽永和深邃的中国知识分子各自对号入座吧，在拍案而起这一档里，能有几个人呢？敢有几个人呢？崔永元把自己先划进去，然后提出了一个他“想不通，想不明白”的问题，“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崔永元原来是怀着一种近乎理想主义，近乎天真，近乎疯狂的念头琢磨这个！实在难为了他，也难为了他们。他们可能早已逝去，也可能早已沉默，或者早已成了刀枪不入的“滚刀肉”，这是一代代人用脑袋换来的那么一点智慧和经验，自然谁也不会说透。季羡林倒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哀求“造化小儿”，来生再不要把他“拨弄成知识分子了”，连国学大师都如惊弓之鸟，遑论他人。可崔永元还为这个问题夜不能寐，这说明他终究也不是“知识分子”的圈内人。
我觉得崔永元是稀有的，还因为太久没有听说过为这些并不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愤怒，焦躁，痛苦到象个疯子似的人了。崔永元承认自己“只能说是有病了”，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这病人人都会得吗？绝不是。赵忠祥就不会，他永远都是那么隽永深邃，那么游刃有余，什么事换了他都可以是“一件挺美好的事”……王朔《顽主》里写赵尧舜和马青杨重们谈痛苦，顽主们很纳闷，“我们不痛苦，我们为什么要痛苦呢”？那是八十年代，如今跨了世纪，连赵尧舜都不痛苦了，都变成了顽主，只剩下崔永元在痛苦。至于自杀者，各有各的理由。之于屈原是为殉君；之于梁山伯是为殉情；二十世纪初年的日本，有人因为瀑布的美，就纵身跃进深潭的，我叫它殉美；陈天华自杀，是殉国；王国维“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投了昆明湖，看似殉清，实为殉道；三毛殉了自己的心魔；海子自杀的时候，据说是终于有人为诗而死了，那就叫殉诗吧。崔永元是想殉什么呢？殉一个理想中的健全社会，一个“夜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世界，或者仅仅是一个“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的社会？也有想自杀而最终放弃的例子，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和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有相似的描述。两人都曾经遭受迫害，李主要在反右以后，季羡林则是在文革中。两人都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想到了自杀，都作出了努力——李寻找跳崖的地方，季差点学王国维投湖。但是两人都同样地放弃了寻死的计划，活了下来。他们的理由和动力竟都一样——想看看那些害人者究竟能猖狂多久，看谁熬得过谁。最终他们胜利了——既然胜利，又为何哀求造化小儿，这是题外话——就象马寅初也活过来了，李敖也活过来了——这样的扬善惩恶因果报应的例子，对崔永元有没有启迪呢？
问题是，崔永元面对的东西太多太大而他又太认真，他确实病了，但他倒底有没有一个想“熬”的具体对象，恐怕他自己都讲不清，真是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
有人说崔永元有道德洁癖，这于道德是幸，于崔本人是不幸。“洁癖”是“全球化”的，与此相对也还有一种“癖”非常国粹——嗜痂之癖，以洁为耻，以丑为美，以假为真，历久弥新，据此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中国认同”也未尝不可，这样一来痛苦也就消灭了。一个嗜痂成风的社会里偏偏产生出一个道德洁癖患者崔永元，结果是他做不了任何圈子的圈内人，大概只能承受做一个“局外人”，“孤独者”，“狂人”，“疯狗”的命运。李敖在复旦说我们“抱着鲁迅不放”，这的确也是一种病，但病根在于鲁迅的时代还抱着我们不肯放啊。
即便如彼，我还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崔永元尽快康复，继续说自己的实话，就为那些让你厌恶的人好好活着，一个要良心的人有理由，有资格比不要良心的人活得快乐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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