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淡化史学因素，更多地从经济学角度看待当下世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运行体系，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行体系，它们有了更多的接近性。比较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这一点。然而，本质性的区别或者原教旨层次的东西仍然很重要：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生产的更多，消费得更快”那样一个逻辑体系，而社会主义则是“全体社会成员享有普遍福利”的理想体系。
改革型的社会主义在接近资本主义的多与快时，往往会导向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自然导致了封建社会主义的昌盛。在政治学上，封建社会主义就是“江山主义”。它不仅在经济福利上导致了严重的不平衡，且在人的资格（“谁是人民”问题）上严重侵蚀了政治福利----新的贵族体系是人民（people），更多的社会公众是群众（mass）。而成熟市场的资本主义体系（一般叫做“民主资本主义”）本身也隐含着“谁是人民”的危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理性民粹非常有活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经典社会主义会成为美国或者整个西方的社会主流思潮，实质上，理性民粹是美国建国伦理基础“we the people”的申命----没有错字，不是“申明”，而是基于上帝教体系（特别是犹太教本身）的Deuteronomy之含义。
一、“债务永动机”是美国经济体的本质
也许没有严格比较政治学训练的人不容易接受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社会主义程度比改革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要高得多。这个问题在最浅显的层面可以得到证明：为什么那么多的改革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人们愿意奔往美国？自身没有成为美国人，而因后代生育成为“美国人的爸爸”不是个简单的玩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仅是改革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人们向往美国，而且，那些非社会主义且非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人们也是这样。美墨边境问题就是例证。
美国的社会主义程度可从次贷危机的国家拯救方案上看得出来，尽管次贷危机的影响被夸大了。因为联邦政府不仅是拿出巨额资金拯救“大到不能倒”的相关金融机构，而且，当时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决定拿出275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来保住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住房赎回权。彼时，测算结果是900万个遭遇金融危机打击的家庭可以重建家园。现在，虽然没有相关资料佐证900万、2750亿的执行结果，但是，美国次贷从运行之初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它表面上是金融操作，实质上是社会公平策略。
次贷操作是一种金融民主，它让低收入者能够获得金融帮助的社会权利。要知道：信贷是一种人权，是一个社会经济民主的重大变量。美国的低利率、零首付次贷可以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经济民主的社会政策安排，同时，国家层面对次贷危机的挽救即对冲其社会后果是增进社会普遍福利的重要举措。
从一般金融逻辑上说，上面的2750亿作为联邦资金它不是直接来自于税收，就是来自联邦债务。依据次贷危机后联邦债务的大幅度增长以及二十一世纪第二十年末期的联邦债务增长----这两种情况来看，美国已经进入“债务永动”机制。
由此，有不少美国本土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将爆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情形如同2008。现在，先不说预测是否准确，而依据美国联邦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的方案及其宏观效果来看，即便再发生次贷危机性质的金融危机，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不会崩坏。进一步地说，美国社会进入了“Rostow Smooth”(罗斯托平滑)状态。
关于“罗斯托平滑”这个概念，先不急于展开解释。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经济运行基础实质上就是“债务永动机”。美国经济体以“债务永动机”的方式运行，其情形并非出现在次贷危机之后，甚至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英国凯恩斯主义的结果。相反，可以逻辑地推断，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受美国经济史影响的结果。《剑桥美国经济史》（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文集，五卷本，2000）的撰稿人之一、利普西（Robert E. lipsey）是这样说的：“美国从诞生开始就是净债务国，在整个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付出的债务利息要多于从外国资产中获得的收益。”
尽管美国经济体出现过净债权人时段，但与整个净债务人历史相比时间是很短暂的。美国经济体作为净债务人其债务主要表现在贸易逆差方面。所以，美国为了让“债务永动机”继续运行，不可能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对任何经济体让步，以至于不惜打烂全部规则。这样，一切债务也就被减免了。当然，债务免去的方式不只是简单地或笼统地全面否定规则，具体形式可以是针对某个债权人的战争----可能是激烈海战，也可能是不见硝烟的太空战加网络战。
二、好比喻：动能和势能结合下的平稳飞行
关于债务在经济运行中的安全破坏作用，已经引起了专业人士的足够重视，不管债务是国内性质的还是国际性质的。在另一端，除了上世纪被称为“大萧条”的危机之后，真正的危机并未发生过，次贷危机根本算不上大危机。现在（写这个系列时，是2019年）离“大萧条”一百年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全球是否会出现第二次次贷危机性质的金融危机，没有确切答案，但是，以美国进入“罗斯托平滑”的情形来看，绝对不会有新的“大萧条”。简单地说，危机被局限在金融体系且可以治理，经济崩溃不会发生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
意大利在美国次贷危机后曾是西方世界的“反面教材”，但是，即使现在那个经济体远未走出危机，也没有出现用黄金清偿债务的情形。
2016年，英国经济学家特纳（Adair Turner）在总结次贷危机教训时，不留情面地讽刺了卢卡斯（Jr. Robert Lucas,1995年因合理预期理论获经济学诺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者在2003年宣称“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后者在2006年则因全球金融创新的好局面而认为“商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变小”。尽管如此的讽刺存在或作为学术歧见呈现在专业人士面前，但是，犹如推论凯恩斯主义受启于美国的净债务历史一样，研究者可以推论出：罗斯托（W. W. Rostow）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推出的深化了的经济成长理论，是合理预期理论与金融创新的思想种子。
罗斯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了初步的经济成长理论，这一理论热烈欢迎一个高消费的社会出现。针对当时的情况，他说：“高额群众消费时代绝对没有达到终点，就是在美国也是这样；在西欧的许多地方和日本，高额群众消费时代正在越来越有力量。我们可以肯定，由于复利增长规律的作用和最广泛意义的需求因收入而变的弹性在不同的社会中表现出来，将有各种不同的消费形态发生。”这实际上印证了本文上面涉及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两大特征之一，因为生产的更多而希望“消费得更快”。
在初步经济成长理论提出的十年之后（1971），罗斯托提出“经济起飞（初步成长定型）的生活质量追求阶段”理论。在这个阶段，社会公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维持了经济体的完美飞行状态：经济按着自身逻辑自行增长----自我维持的增长，“就像已经起飞的飞机，在动能和势能的结合作用下，可以在空中平稳前进”。而至于可预测的将来（比如2020至2070）其情形是否如此还不能肯定，但是，就2009至2019的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运行看，可称为“Rostow Smooth”的情形是存在的。
说到“平滑”状态，并不是说它没有波动，只不过波动幅度比较小而已。简言之，宏观看待2009至2019这十年，美国经济体的成长曲线是基本平滑的。
整个世界经济是否能够获得“罗斯托平滑”状态，现在还不好说。一方面以全球秩序崩溃为背景的美中贸易战至少有一方希望持续下去，这种情形会大概率引发战争，且罗斯托以战略学家身份为主而以经济学家身份为次的预测在方向上有过说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是政治全球化暨自由化，而政治自由化在一个经济体内就是政治决策的市场化，这在非成熟市场体系还是难以企及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政治全球化实现有日，“罗斯托平滑”将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常态。
三、浅显的思维，简单的复制----非常有害
“罗斯托平滑”一定涉及作为经济体的国家之福利决策模式，就是说：经济体以“债务永动机”方式运行，一定是内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释放，尽管罗斯托没有明确这一点，就像他没有提出“罗斯托平滑”这个概念。然而，在美中贸易战中，美国现任总统川普对农民的补贴（160亿美元，可能后续还有）或许被诠释为“争取选票”，但是，此种行为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消除不掉的，尽管这位总统在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对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
国家福利模式是支撑“高额群众消费”的一大因素----使得多与快可基本循环的一个条件。不过，不管消费由什么样的收入结构支撑，它遭到传统经济学的反对是不可避免的。不怎么专业的美国经济学写手斯格尔（Juliet B. Schor,2010）写过一本书《过度消费的美国人》，在书中，她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益盛行的消费开始让人们感到忧虑。调查显示，75%―80%的民众认为美国已经变得过于物质化，甚至过于贪婪。”这样说法源于社会个体在应对个人财务困境时的基本感受，而采取什么样的节约措施是个体抉择自由。但是，这类的观点肯定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乃至于是对既存经济学家观念的简单复制。
1974年由于“在货币和经济波动方面的开创性著作”而和哈耶克一起获得经济学诺奖的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认为美国人陷入了“富裕的错觉”，以至于损害民主政治。在这年出版的《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实则小品拼凑而成）中，他说：“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财富实际上已经大量地被抵押出去了。美国对国内穷人欠下一笔极大的债。这笔债应当偿还，这不只是社会改良家的愿望，不偿还这笔债意味着对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秩序和民主政治会招致严重的风险。”这个观点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小点，验证是奥巴马2750亿的“偿债”效果----美国经济体一定在适当时机向社会弱势做出补偿。相对应，在非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不但没有什么国家“偿债”行为，相反，以畸形的高房价刺激内需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最大的智力讽刺！
当然，任何一种经济思想都有时代局限，至少有提出者不愿公开的隐秘原因，尽管这些原因在事后绝大多数已经无法推知。而即便不是某种经济思想存在局限，相反，他能启发后人进行深刻研究，就像今天这个“罗斯托平滑”概念的提出，
不过，对于罗斯托来说，他的理论核心是反对马克思经济学，他的七个犀利反论的第七个是其初步经济成长理论的命题基础----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能消除资本主义矛盾”，所以，他决心找到一条避免资本主义或曰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之固有矛盾的道路。如果实现，这里预测，2020至2070年在二十一世纪占一半时间的这个阶段将是重大考验期。
至于米尔达尔在反潮流小品文集子里专门指斥“生活质量”概念，不言而喻，是在否定罗斯托经济成长理论，尤其是第二步的“平稳飞行”之比喻暨理想。其曰：“生活质量这个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确是不明确的、没有用的”，以及“这个名词仅仅是用一种含混的方式提出关于人们从自己的生产活动中拿到些什么的问题，而这确实也是他们整个生活的方向问题。”
结语：刘邦与柴荣的“范本”意义
逻辑推论而言，如果罗斯托健在，他同意“罗斯托平滑”概念的可能性很大，但未必能够同意从“罗斯托平滑”概念中导出“债务永动机”的理论作为。不过，有趣的是，在更广泛的信息交汇与筛选（比如，古今结合、中外比较）条件下，“债务永动机”确实故事化（“半小说化”之广义）地存在于中国历史。同时，今天的美国总统川普以经济实力为着眼点的MAGA战略以及可类比的个人经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范本”。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下层社会崛起的皇权分子刘邦，本身就是一个“债务永动机”。为了能够获得持续维持其生活质量的饭馆酒食，他从来不对债务数额进行质疑与要求打折，相反，还自愿签署高于现金付款一倍的“债券”（欠条），尽管债权人预判他有很好的政治未来而主动免除其债务。这里还有一种可能----债权人知道维持权益的政治环境即将崩溃，任何追讨都没有意义，甚至会带来生活麻烦。无论如何，即将发生崩溃的经济体维持了某个“无赖”个体的“债务永动机”生活，也算件趣事了！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商人出身皇帝是柴荣，他的在国家经营中采取了色彩明显的商业决策模式。不用细说他使所治时代、文明体系“再伟大”的三十年战略构想，仅仅看他对内部消极抵抗者的指斥（且最后杀掉），就知道一个皇帝的商业语言习惯有多强大。他说后者想把他这位在任皇帝以售货方式，出卖给战争中的敌国。故事细节非常有趣，可惜的是，柴荣作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皇帝”因家族性短寿而未能完成他的伟大战略。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