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叶靖斯／这个周末回来，香港的报纸几乎都铺天盖地的报道了一位知名学者批评香港科研政策的言论。
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朱经武出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一晃八年，行将任满。临别依依，接受不同媒体采访。谈到香港的科研政策，教授马上大吐苦水。
朱经武批评香港对科研的态度冷淡，且急功近利，同时却让一些可以商品化的研发成果专利外流，白白错失盈利机会。
老师言论一出，一些报章找来曾经申请政府资助的科研企业一同诉苦，都说特区政府过于着重即时成效。
这是香港理工大学开发的电动汽车。香港有不少科研成果仍没能商品化。
适逢行政长官曾荫权开始就其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开展咨询工作，提出要发展创新科技作为香港的“六大产业”，朱经武在金融海啸阴霾未清的氛围下发表这番言论，格外吸引目光。
有趣的是，既说是急功近利，何以又会把科研专利的潜在利益拱手相让？
金融主导
科技大学透露，他们目前拥有500项科研成果专利，其中25%已经推出市场，但这里面只有30%由本地厂家使用，其余都成了境外企业的囊中物。
大学本身已经受到政府资助，还有个别科研成果再行申领“创新科技基金”拨款。如此一来，就像朱经武所说，这些科研成果其实都是香港纳税人资助而来的。
朱经武说，不管政府给了多少钱，哪怕一块钱也要珍惜，但是也不应该太心急，只希望投资隔天就有回报。
可是，科研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变成产品。要让科研成果成为生金蛋的鸡，所需时间可能已经足够投资者在金融市场内把资本连翻几番。
香港经历长时间的金融兴旺，纵使经历过多次惨重的股灾，不用多久，心急的散户马上又回到“金鱼缸”里炒卖。
这种心态继而发展成市民对公帑投资的回报抱着同样的要求。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科研单位投诉经常被政府追问研究进度。
香港人深明“肥水不流别人田”的道理，但是面对着一个可能得像高锟的光纤通讯技术一样，等上三、四十年才能成为通行产品的投资计划，急功心态压过长远考量的局面不难理解。把专利卖了，倒还能赚几个钱。
其实除了科大，香港理工大学和浸会大学也分别成立了自家的企业，把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成专利保健产品。分别是，保健产品比科技产品能更快接触到普罗消费者，也就是盈利需时更短。
冤枉路？
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香港是“亚洲四小龙”当中最欠高新科技品牌的一员。
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孕育出华硕、宏碁等电脑品牌；韩国的三星、现代、LG产品也畅销世界各地；新加坡也至少有家生产高端电脑音响的创新科技（Creative）。
香港政权移交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后推动了数码港和科学园两大基建项目，其中数码港虽然最后演变成房地产项目，但总算有个能吸引微软进驻的办公室园区。
朱经武说，他当年就是欣赏董建华是个“有心人”而答应来港赴任，可是今天看来，这位“有心人”的努力还没能符合教授的期盼。
港府回应朱经武的言论时说，“创新科技基金”自1999年成立以来，已经批出40亿港元的研究资金，支持1500个应用科研项目，基金更没有设定每年的资助上限。
10年下来，单是一家科技大学就能坐拥500项专利，水平之高低显而易见。但也许是科研政策真的走了太多“冤枉路”，结果就出现了今天因为配套不足而“见财化水”的局面。
曾荫权既然抛出了包括创新科技在内的“六大产业”，就看他在10月的施政报告中告诉民众这项产业的规模到底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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