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先生去世了。他是桐城派的后人，学富五车，著作丰富。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苦。80年代以来写了不少好文章，尤其是关系到女权方面的文章，很有深度。
但他的后半生一直处在争议中。因为他是反右运动以前发生的最大的文字狱的当事人，绝大多数胡风案的受难者，在平反以后仍不原谅他。需要弄清的是，是这么多受难者偏执，还是舒芜越过了底线？当时的知识界，只有吕荧这样极个别的人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历史已经证明吕荧了不起，令人敬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批判声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丑陋的，怯懦的，起码也是胡涂的，盲从的。在吕荧和大家之间，划一条线很必要，否则没有美丑的区分，没有人格的引向。受难者可以原谅参与过批判的多数人，包括当时公开写文章的许多文化名人，但是不原谅舒芜，这是因为还有一条线，就是做人的底线。如果把政治运动比喻为一场洪水，吕荧那样的是砥柱中流，大多数是随波逐流。但还有一种人的作用是推波助澜。推波助澜和随波逐流的区别也不能不讲。共产党方面对胡风的不满可以追溯到40年代的理论之争，乃至30年代左翼文坛的山头之争。但毛泽东把胡风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还是让事态严重升级，超出了周扬等人的想象。连胡乔木都斗胆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舒芜主动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引入批判文章，客观上是为这场大灾难提供了导火线。他当时的主观动机是什么？这些信件的交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整理者是舒芜还是林默涵，还是别的什么人？这些细节关系到责任的轻重。当然，造成悲剧第一位的责任当然在体制，在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想制造冤狱，制度不允许制造冤狱，导火线再多也点不着。
舒芜曾经说明此中的委屈，他在许福芦撰写的《舒芜口述自传》中说----
我可以确切地说明一下，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只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向我组稿，我觉得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在当时批判胡风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是个“不上纲”次要问题，而且也符合我对胡风早就已有的想法 (觉得他太孤立自己)，所以就接受这个约稿。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遥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写的文章，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这个文章，编辑部为了业务上慎重的需要，希望借书信原件去核对一下，这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叶遥女士既是编辑又是我的老熟人。
至于以后的事态发展，那完全非我所愿，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报》当时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着我(叶遥其实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结果搞得不可收拾。这里更没有什么“间接交信”的问题。这里有甲、乙、丙、丁四个人：乙向甲借去一个东西，丙在乙不知道的情况下，更是在背着甲的情况下，把东西交给了丁。这怎么能说甲是把东西“间接交”给丁呢?等到林默涵从袁水拍手里看到了这些信，那就等于公安部门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他找我谈话，我当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谁知又惊动了毛泽东亲自介人进来，写了那么一个“编者按”，定了那么一个吓人的罪名，后来的一切更是万万非我所能料到的。
如此说来，导火线是舒芜、叶遥、袁水拍、林默涵等几个环节共同构造的，最后由毛泽东亲手引爆。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但具体拿谁祭刀，却有偶然性。舒芜写文章批评曾经有恩于自己的胡风，最初不过是一种不甘寂寞，哪里想得到此举碰倒了了多米诺骨牌，牵连到那么多文化人锒铛入狱，家破人亡？我想，舒芜先生的内心，到死也是不得安宁的。
在国家真正进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之前，文字狱的发生仍然难以避免。谭作人、许志永的遭遇都是明证。制度层面的革新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但文人方面来说，难免要参加一些笔墨之争，这本是文化活动的常态。在文字狱完全进入历史博物馆之前，文人还是应当多存几分谨慎和自律，防止自己的言行成为权力者加害别人的由头，更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充当自觉或不自觉的告密者。这是今年章诒和文章的现实意义，也是舒芜人生留下的重要遗产。 散文家舒芜刚刚辞世，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牺牲的享与供》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收入其各类文章，包括舒芜谈及唐代诗人的作品、序跋书评、杂谈文章数篇。
其中，最为感人的是舒芜对师友的回忆与悼念，包括聂绀弩、张友鸾、王瑶、陈迩冬、启功、周绍良等前辈师友。在本书的前记中，他写道：“我入世早，多与老兄长老前辈交游。他们对我降格相待，我从他们转益多师”。
《新京报》8月18日，作家舒芜走完了他87年的人生之旅，他终于不需要面对千夫所指，可以独自远行了。但对于生者，如何看待这位作家的历史，则是一个需要辨析的话题。
长期以来，对于舒芜争论的焦点之一，主要集中在1955年是舒芜主动交出当年的信件，为逐步升级的“胡风批判”提供炮弹，还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以核对原文的名义拿走，之后导致了形势的骤然巨变，胡风等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然而，学者李辉等人发现，如果说，舒芜在1955年的行为是处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有其合理性在内。那么，他在1952年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说“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则属主动倒戈。
时过境迁之后，舒芜曾经以政治信仰的真诚幼稚，“真心想帮助胡风”来为自己辩解。无独有偶，当年加罪胡风的周扬，在与胡风劫后重逢时，见面便说：“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显然有着明显的自我开脱意味。
对于往事，舒芜晚年是有所反思的，他曾在《回归五四》序言中写到过，“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但是，无论是舒芜后来对自己行为的辩解，还是他对待往事的态度，有意无意之间，似乎总有点避重就轻。没有人会把“胡风集团”冤案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舒芜个人，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舒芜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就必须迎合权力。正因为如此，有着切肤之痛的贾植芳、何满子等人，一直不能原谅舒芜。
在1955年批判胡风的浪潮中，巴金先生也是参与者之一。三十多年以后，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并非始作俑者的巴金，表现出了比舒芜更加痛彻心肺的忏悔和自责，而舒芜，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保持沉默并显示出轻描淡写的悔意，但是他和他生前所做的一切，将存留于历史的记载，接受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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