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雨/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５日起，力拓“间谍案”已经占据国际新闻的主要位置一个月了，但仍然如一场还在走向高潮的样板戏。它暴露出中国社会在体制，法律，意识形态及媒体人格等多方面的问题。这桩经济案有许多“中国特色”，背景、起因和整个过程都是纯粹的“中国版”。而且，中国将为此买单。
司法不清和官员越俎代庖
就在警方实施拘捕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力拓的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和其他三名中国籍员工“涉嫌为境外刺探和窃取中国国家秘密”，他们“给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并且中国有关部门是“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对胡士泰等人依法采取行动的”。由国家安全部的警察出面拘捕，还有外交部发言人的地位和用词都足以表明事件的严重性。
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国际上通行的司法准备。北京方面向堪培拉通报的有关信息极少，迫使外交官们从中国媒体报道中搜索有关此案的第二手资料。各媒体指出中国的国家保密法令模糊不清，使外国投资者在与中国国有企业打交道或涉及敏感的经济信息时存在风险。北京一家钢铁咨询机构也对此提出疑问：“我们平时也提供一些行业分析报告给客户，可是什么样的数据不能提供呢，哪些数据又被界定为国家机密，我们也并不了解。”ＣＢＮ记者写道，一位矿山企业者说“传统的行业也能出‘间谍’，简直就像娱乐圈。”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的话最可以说明外国记者的担心不无道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属于国家，其商业机密当然就是国家机密。”《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质疑“国家机密”的奇怪定义。说虽然过去十年政府在司法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中国司法系统并不稳定而且仍有很大的不可知性。中国人代会上个月公布了一个国家保密法的修订案，但其关注重点是电脑里储存的信息和网上流通的信息，对于国家机密定义的广泛标准并没有任何改变。中国现行的《保密法》、《国家安全法》均针对传统安全，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一周后秦刚简单地反击澳洲相关言论“是在干预中国司法独立”。他忽略了中国的司法并不独立的事实。不论是拿不出东西或者说有东西不拿出来，都会让别人干着急，如果还用官方的口气批评别人，客观上就给人“以国权压人权”的印象。两周后的一次中澳两国外长见面，何亚非告诉史密斯，目前中国只考虑以收受贿赂罪起诉胡士泰，而非间谍罪。笔者认为这表明中方的态度务实。就在外长讲话的前一天，总理陆克文屡屡得不到中方信息，因为关心四个力拓员工的人身安全，他说话直率，急切地表示要“救人”，听上去好像澳大利亚公民被恐怖主义份子绑架了。８月１２日，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出面最后肯定，“胡案是个经济案件。”“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虽然尘埃落定，不提及前面外交部的“窃取国家机密”，但傅自应不是解释力拓案的最合适人员，司法部门出面太晚。正是由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用西方公众案件处理的惯例考虑，中国国安部和司法部门的缓慢和处理失当，才使力拓案在全球迅速升温。澳外长史密斯指称中国的保密法把澳大利亚“搞糊涂了”，并且称此举将伤害国际上对中国的商业信心。在这短短１个多月时间里，澳大利亚方面无论是民众还是反对党均对中澳两国政府的关系做出了负面的评价。
“蓄意炒作”之分析
就在陆克文指全球关注此事后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作出回应。表示“坚决反对任何人蓄意炒作”。他也许不知道，正是中国方面法律的欠缺和司法的不透明才引致澳大利亚和西方媒体的猜测。笔者发现所有的报道文章并不是攻击中国抓人，而只是批评事件的“不透明”。秦刚第二次谈到力拓案时说“最近，在澳大利亚有一些人就此案吵吵闹闹，这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干涉，它改变不了客观的事实，也左右不了中国的有关部门依法办案。”这是他第二次说错话，让许多西方人扩大了疑惑。因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早已在意大利参加８国会议时就表示，希望力拓的中国员工“早日被指控，进入司法程序，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明朗了。”
力拓事件中最起劲的是反对党的领袖腾博，他全力攻击陆克文讨好中国，牺牲澳洲公民权益。他逼着陆克文对中国施压，公然嘲笑陆克文说，如果我（和陆克文一样）会讲中文，我一定拿起电话，直接用中文和中国国家领导人讲话。腾博在媒体上的那份激情，有人说胡士泰是他儿子也不过份。笔者注意到重量级的编缉和撰稿人的文章极少，他们都在等待证据和信息。份量较重的是《悉尼先驱晨报》，“作为经济大国，中国应该明白经济发展并不来自于枪炮和监牢。”这家报纸用的是社论形式，但其“蓄意”关注的角度只是被拘捕者的人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有一篇题为“北京—堪培拉破裂”的文章提到，反对党发言人朱丽叶１２日说，陆克文呼吁与中国建立特殊关系，“但我们的史密斯却只能靠搜索中国网站来了解胡士泰的消息，这个所谓的特殊关系究竟能给澳大利亚公民带来什么好处？”
秦刚在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件事笔者认为做的正确，就是否认国家主席胡锦涛下令调查力拓事件，他避免了中国政府的尴尬。事实上，中国媒体是不能“蓄意炒作”的，只能是一个口径声讨澳大利亚。媒体上出现了中一大批专家，学者和评论员的围剿文章，“力拓去年从中国市场铁矿石销售中获得超过６００亿美元的收益，并巧妙地利用中铝注资收购化解了一场债务危机，实现了超过３０２１美亿元的收益。中国有色网。力拓增资时再次从中铝获得１０２亿美元的现金，通过中国市场获益已经近４０００亿美元。中国有色网。然而，力拓依然不满足于从中国获取的收益，先过河拆桥，单方面撕毁与中铝的合约，后大搞间谍活动，破坏中国钢铁企业的铁矿石谈判。”还有的文章更离谱，说力拓借中国崛起之机，掠夺中国财富，造成自２００２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文汇报》文章说，目前中国上亿的别墅并不多见，但胡士泰一个人就拥有数栋这样的别墅。国家保密局网站蒋汝勤撰文称，力拓４名驻华员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长达６年。六年里，力拓的商业间谍“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７，０００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而这相当于“澳洲１０％的ＧＤＰ”。此文刊出后，全球舆论哗然。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均指出蒋汝勤文章有不实之处，但作者辩解说所有数据来自外界报道，他是安徽省淮安市国家保密局原局长，中国媒体的混乱和蒋汝勤不负责任的行为再次使官方的信誉受挫。
笔者查了力拓资料，发现除了在力拓增资时用股票换取中铝的现金外，没有拿过其它钱。７０００亿人民币（１０２５亿美元）是天文数字，等于平均每个中国人给了力拓６１５元！而力拓的总市值也只有２８０多亿美元。公布的财报是力拓收入减少百分之六十五，２００９年的年终分红都被迫取消了。统计显示澳中贸易一年也只有２３５０亿美元。曾是《中国制造》杂志的特约撰稿人研究员梅新育的文章中说，其实中国一年铁矿石花费才６００多亿美元，也不是从澳大利亚一个国家进口，中国真正付给力拓的也就是１０９亿美元。力拓呢，中国市场只占它的销售量的１９％。至于“单方面撕毁与中铝的合约”也不符合事实。政府审批和股东大会都没批准，合约没签，何来“撕毁”？
国家保密局网站蒋汝勤撰文称，力拓４名驻华员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６年里，力拓的商业间谍“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７，０００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而这相当于“澳洲１０％的ＧＤＰ”。此文刊出后，全球舆论哗然，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均指出蒋汝勤文章不实之处，但作者辩解说是所有数据来自外界报道，他是安徽省淮安市国家保密局原局长，中国媒体的混乱和蒋汝勤不负责任的行为再次使官方的信誉受挫。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前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周世俭说，“西方媒体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为什么他们的报道中可以充斥着中国间谍威胁，而一旦中国抓捕间谍，他们就大惊小怪。这恰恰说明，我们抓的间谍还太少，西方不能适应。”笔者不知道周世俭说“西方国家”是否是指澳洲，但这显然是一个很不清楚的代词。和文革中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样，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显然存在一个敌对的“西方”国家。
中国的“潜规则”
如果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力拓案出现最多的是“潜规则”三个字。中国官方英文报章《中国日报》第三天在报道中引述“业内人士”的话说，力拓贿赂了参与今年铁矿石基准价格谈判所有１６家中国钢铁公司的人员，贿赂早已是钢铁业的“潜规则”。事件的第三天各大网站就用“潜规则”代替了腐败受贿。
专家分析，并不仅是由于单纯的行业信息被窃取，才导致中方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上丧失话语权，国内铁矿石贸易市场长期以来的混乱状况才是深层次的原因。中国铁矿石需求的暴增，产生了两种买卖市场，即长协矿和现价矿。根据中国政策，只有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才能进入长期协议价格市场；而中小钢企则只能向有进口资质的企业代理买卖矿石，这被称为现价矿。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表示：２００５年，中国超过５００家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中，“贸易商”占了一半以上。目前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缩减为１１２家。据他所知，尽管铁矿石进口许可证制度禁止获得进口资格的企业将铁矿石转卖给没有进口许可权的企业，但双轨制下必然存在的价差却驱动企业百般规避限制，将获取的长协矿加价在中国市场上卖出，以此坐收渔利。据透露，２００８年有超过１０％的长期协议铁矿石中被转手倒卖，各进口大企业倒卖“长协矿”的收入至少超过２００亿元（相当于３０亿美元）。
正是中国体制的矛盾和“双轨”的漏洞，使此行业内的各种违法活动大行其道，“潜规则”滋生发展。为规范国内铁矿石进口秩序，中钢协今年２月高调推出《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自律公约》，提出铁矿石进口代理制，严令禁止购矿企业未经授权与矿石供货商进行多头谈判。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将被严格控制进口矿石的流向，禁止随意加价倒卖矿石，钢厂进口的数量要以满足一年生产的自用量为主，为没有矿石进口资质企业代理进口，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只能通过收取３％至５％代理费的方式进行，不允许随意赚取差价。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自律公约》是一纸空文。２００９年后经济回暖，转卖长协矿的时机再次降临。海关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５月，中国合计进口铁矿石２４１８９万吨，同比增长２５.９％，部分有特权的铁矿石进口商大肆进口并囤积，铁矿石价格暴涨，倒卖矿石的恶行没有从根本上被制止反而比以前变本加厉。很具讽刺意味的是，铁矿石谈判中坐在澳方对面的一方，既是进口商，又是转手倒卖的直接受益者。
“潜规则”就是中国的特色，它姓“社”而不姓“资”。它是一种像贿赂又不直接等同于贿赂，看不见也不方便说的一种普遍的社会规定，既是手段也是土壤。
随着首钢、济钢、莱钢高管的相继落网，笼罩在力拓间谍案上的层层迷雾渐渐被拨开。胡士泰在内的四名力拓官员的电脑中到底有什么机密呢？大概就是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以及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炼钢配比、采购计划等企业资料。这些资料当然可以说是“内部”的，但不会是用微型照相机和窃听器得来的。胡士泰和他的三位员工都是受的中国教育，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潜规则”。如果把他们放到西方就不可能一口气摆平十几家钢铁公司，创造如此的记录。在ＩＢＭ做过高管的黄丰裕说，“在中国的政商界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每一个人都要收钱，每一个关节都要打通，每盖个章都要有代价。这是事实，可是不懂的人真的拿钱叫您砸，您还真的不知从何下手呢！”有人写文章说澳洲人为什么不去贿赂日本人，韩国人，他们也是铁矿石的大买家呀！此话也不妨反过来问，日本人，韩国人也和澳洲人谈判，为什么没有一个日奸，韩奸？还有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呢。试问一下，有哪个国家的高手可以在澳大利亚如胡士泰一样一口气放倒十几个商家？
在讲述力拓案背后的“潜规则”时，笔者不能不提一下中国著名企业万科地产的董事长王石先生。据说他是大陆目前唯一公开宣称在商业活动中从来不行赂贿的企业家。为此他受到有良心的中国人拥戴，上个月在上海被东方卫视台授予“共和国致敬奖”。但据王石说，相信他的话的人很少，一次在北京大学讲课，课后有三分之二的大学生不相信他从来不采用贿赂的方法。王石有一次去企业家讲坛发言，说自己铁了心坚持不行贿，有一位知名企业家上台表示敬佩，然后讲述自己经商的苦恼并当众说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下面的三百多位企业家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王石事后无奈，感慨地说，行贿才是英雄，自己不行贿反而如“过街老鼠”了。
巧的很，就在笔者观察力拓案并查找澳大利亚贿赂案历史的同一个晚上，电视机里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正在播放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受贿２亿元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的消息。主播杨锦麟在播完这条消息后补充了一句，２００８年的省部级高官落马是７个，今年呢？（才不到７个月）杨锦麟面对观众问，然后他停了一下回答，真不好意思，３５个！
在澳大利亚，公开站出来批评“潜规则”的华人也不少，其中就有澳洲中文报业集团的董事长黄若先生。他以自己在西方大企业任高管二十年的经历和中国打交道的经历讲述了“潜规则”的无所不在。他说跟中国做生意很难，第一要遵守法律，第二要兼顾人情，最后还要跟着大伙玩潜规则。而这其中还有一层障碍，很多手段国内企业可以玩，但我们外商公司玩不起。
两个标准和两种价值观
力拓和三大铁矿巨头拥有大量的品位６７％以上的铁矿石，而中国没有。但中国新建的所有炼钢炉都是按高品位铁矿石来设计的。随着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加大，全球的铁矿石价格上涨，三个铁矿石巨头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罪名：控制铁矿石定价权。因此，中国人对三大巨头耿耿于怀，中铝入股力拓就是想占据一点发言权。三大铁矿巨头是不是因为发中国财暴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仅就力拓公司来看，它并不象能够“控制资源”。它的产品单一，主要是铁矿石，公司市值才２００多亿美元，大中华地区比它大的公司有上百个。力拓一年的产值只有２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８全年利润约５４亿美元（未计算正在向中国索赔的９０亿美元）。２００９年２月，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力拓负债累累竟然高达四百亿美元，仅２００９年就要实现削减１００亿美元负债的目标。而信贷市场紧缩，力拓难以通过出售资产的方式筹得现金，偿还债务，它与中铝的１９５亿美元交易谈判就是在债务缠身的背景下发生的。没想到这一交易却遭到了澳大利亚反对党和越来越多的小股东的不满和压力，力拓的董事长甚至也因此辞职。利用资源优势谋取额外利润的事当然有。在铁矿石长协价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曾临时提出出口到中国的矿石涨价１２％，若不答应要求就中止向中国供货。此言一出，中国钢铁行业一片哗然。但力拓却没有威胁中国钢企，它提出减少长协矿比例，其中可能就有胡士泰这样的人的功绩。
反过来看看攻击力拓的人之一，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何仁春，他说“我认为中国参与全球铁矿石谈判一直很失败，而这正是钢铁行业的集中度低导致的，对资源的控制是第一步，拥有了资源，就拥有了话语权。”２００６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举办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表彰大会上，他高票中选。在对何仁春的介绍时，说他的一系列上市和并购推动了全球有色金属市场一轮新的行情，被称为“点石成金者”。他使钨矿的价格从每吨人民币４万元涨到了人民币１２万元左右。何仁春曾公开表示“我们要尽快提升中国有色金属产业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以免有色金属产业像中国钢铁那样出现产能世界第一，但铁矿石定价权却受制于人的局面。”他表示湖南有色集团已充分做好了‘低成本扩张’的准备。什么叫‘低成本扩张’呢？无非是“控制资源”抬升价格。何仁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比如彩色平板电视必需的铟这种资源，湖南有色金属的产量占中国产量的３０％左右，中国产量占全球产量的６０％到７０％左右，资源基本上控制在我们手中，２００４年的时候大概每吨铟只有人民币５０万块钱左右，但是这个价格太低，为此，湖南有色把自产的铟资源压库了三个月。三个月后，世界铟的价格从每吨５０万涨到１０００万，整整２０倍！现在铟的价格还保持在每吨人民币６００万－７００万。何仁春在介绍湖南有色时说，２００４年的时候，我们销售收入只有人民币７０亿，２００５年的时候只有１１０亿，今年我们可以达到接近人民币２５０亿，每年以６６％以上的速度在递增，利润也在递增，从４０００万到两个亿，到七个亿，到今天接近１５亿人民币，而利润所以增加，归功于我们对资源的整合。何仁春还表示他的雄心是把有色金属这一大块打造成一个“资源的欧佩克”。
笔者把铟和铁的比较放在读者面前，是要让读者看到两种标准，而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真理也只有一个。和湖南有色这样每年翻倍或翻双倍的利润相比，力拓公司甚至包括必和必拓，淡水河谷等三巨头统统都是小巫见大巫，湖南有色董事长远远胜过狼狈下台的力拓董事长，何仁春不仅呼风唤雨还能获国家级荣誉，融资借贷也能手到擒来，以他的口气和手段，再过几年，‘低成本扩张’的湖南有色轻轻松松地“吞掉”力拓并不是个神话。
比较了中澳公司和企业的两种遭遇和双重标准后，笔者再将力拓案中大陆网媒和澳大利亚网媒的调查做比较。在大陆１３万被调查者中，只有少数人表示需要冷静看待此类问题，９１％以上的人认为力拓内外勾结现象是国企与外资谈判中的普遍现象，８９.５％的人认为这是“窃取国家机密”行为（与官方开始的定论相同）。这８９.５％的人很令人吃惊，因为“窃取国家机密”的证据还没曝光，胡士泰仅是个“嫌疑人”，此案还没进入法律程序，胡本人和律师还没有露面呢！
再看澳大利亚著名调查机构“关键研究”的报告（新华社堪培拉记者江亚平７月２０日报道），从１４日到１９日对１０７０人进行调查，最后显示：６３％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接受其它国家的法律，即使这些国家的法律与澳大利亚的不同。只有２６％的人认为，当澳大利亚在海外的公司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澳政府应该进行干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出西方普通民众与反对党及政客的区别和社会主流对法律的尊重，体现了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基本价值观。胡士泰最后不论是被驱逐出境还是刑满后获得自由，我希望他不是感谢他怀里的护照，而是这片具有基本价值观的土壤。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近距离看力拓案，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蔑视法制的态度和浓厚的仇外情结。事实上“潜规则”最泛滥成灾的是中国的媒体，（由于篇幅关系未能展开）。总之，我们看到了一个缺少反省的民族所面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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