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终于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也结束了一个时代。然则， 此人生前身后固然充满争议，但是对其盖棺定论却并不复杂。简言之：功不少，罪难恕。
探究其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环境。1960年代，东南亚（亚细安）处于东西两大阵营的中间地带，但在意识形态上倾向西方，堪为欧美对抗新生中国的“ 前哨”。印尼苏加诺政府为左翼政府，和中国有着良好关系。美国中情局介入后，苏哈托趁势于1965年发动军事政变，直到1998年，成为该国史上任职最久的总统。因此背景，他的功罪引发争议也就成为必然。
从其功言，他以军事强力推翻苏加诺政府，虽然手段不堪，但迅速靖清了马新邻国对印尼的忧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哈托的强力政策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使印尼、新、马从纷乱和对抗的迷局中走出，故而新马对其这一历史功绩评价甚高。和其同时代的政坛宿睿----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大马前首相马哈蒂尔在苏哈托弥留和去世后均表达了赞赏和哀悼。
评苏哈托的历史功绩，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和新、马、泰、菲于1967年组建东盟（亚细安）。苏哈托作为主要倡议者和组织者，在组织内部并未以大国自居，而是以平等协商的态度获得区域各国的尊重。事实证明，这一组织至今扩至10国，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已辐射整个东南亚，是被中美日俄认可，并成为该区域整合的核心圈层。
还有，苏哈托和其他东盟邻国一起，在上世纪后半叶引领了30多年的经济起飞，被世界赞誉为“东南亚奇迹”，开启了“亚洲世纪”的先河。印尼人口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地缘政治交错，发展经济的难度相当大。在苏哈托掌权的1966年，印尼人均收入仅50美元。但其在掌权后采取吸纳外资、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启用经济学家为治国智囊，使印尼经济在1970年代初露繁荣迹象。从1972到1996年，印尼经济年均增长6.3%，到1998年，该国人均收入已达 1000美元。因此，苏哈托被称为“印尼发展之父”， 绝非浪得虚名。
然而，从普世的价值观考察，苏哈托的历史功绩伴随着他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其功增一分， 错也如影随形。
正如前述，苏哈托推翻苏加诺政权，和邻国组建东盟有着讳莫如深的政治历史因素。苏加诺和中国友好，诚为当时的政治另类，加之当时印尼共产党活跃，使得西方介入，东南亚各国惶恐。苏哈托取而代之后，亦摆脱不了西方借此反华的逻辑。时隔多年后，这也正是苏加诺遗孀蒂薇・苏加诺夫人在其回忆录里记述中印（尼）两国对“9・30政变”分别指责美国的主因，而这也成为中印（尼）两国长期交恶的关键因素。更尴尬的是，印尼华人众多，在“9・30政变”后，苏哈托迁怒于当地华人，制造了残酷的排华血案，数十万华人或流离失所，或血溅“万岛之国”。在其长达30多年的执政中，苏哈托实行严格的歧视华人政策，致使华文教育、华语媒体、华人节日被“阉割”，甚至不允许华人使用自己的姓氏。如此行径，可谓最为严苛的种族歧视。
1998年，苏哈托对华人的苛政种下了另一轮震惊人寰的罪行，而且不乏军人参与的影子。印尼荼毒华人事件，遭受世界范围的强烈谴责，遗憾的是，10年过去，针对当时印尼政府暴行的调查， 至今仍是一宗迷案。
1974年，苏哈托侵犯东帝汶，对当地民众大肆杀戮，犯下了其执政期间的另一起人道罪行。对之，苏哈托皆难辞政治之咎。按理说，将其押到海牙反人类罪行法庭接受审判也不为过。
至若苏哈托发展经济的贡献，无非是智利皮诺切特式的强人经济模式。而其家族随着印尼发展而陷入全面贪腐丑闻的事实，也说明苏哈托发展模式的沉疴弊端。及至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印尼经济一蹶不振，更凸显苏哈托“印尼发展之父”充满讽刺。
苏哈托安然入土，没有引起社会强烈反弹或民众以暴制暴，这应当感谢当前印尼政府的民主宪政体制。所以， 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符号，苏哈托不足为训， 然则他遗留下的历史教训，应永志于心， 以昭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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