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曾说，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单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我们同一民族里，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有能耐、有魄力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60年后的今天，张治中去世40年后，他77岁的次子张一纯在北京向记者复述起父亲的话。
1949年春天，新中国诞生前夜，各色人物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而60年前的国共北平和谈，则是新中国诞生的前奏，中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执政向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执政过度。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平将军”张治中又一次站在了历史最前沿。这位在黄埔军校时期曾申请加入中共，在人生最辉煌阶段主持了国共间三次以失败告终的和谈将领，正因为北平和谈，他的人生之路也彻底改变。
先后参与国共三次谈判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被迫“引退”，回到溪口，由亲临前线退到幕后操纵。在毛泽东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后，渴望划江而治的代总统李宗仁和国民党军方希望暂时停战，缓一口气，对和谈更加迫不及待。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平将军”张治中不得不于1949年2月间飞赴南京，又一次成为国民党方面和谈的主将。
性情温和儒雅的张治中与蒋介石都出身于保定军校。蒋的知遇之恩使张治中成为他既值得信任又与中共领导人有深交的袍泽之一，而且两人私交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但在黄埔军校期间，张治中与中共关系深厚，尤其是周恩来颇多交往，而林彪等中共将领，更算是张治中的学生。他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周恩来回覆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步入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正因为这层关系，张治中在抗战胜利后一直是蒋介石对中共“和”的一手中当仁不让的人选。他的一生，也多是周旋于国共两党的斗争和联合之中。从1945年的重庆谈判期间，到1946年初，张治中曾三赴延安，不仅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延安，更把自己的官邸“桂园”让出作为中共代表团会客、工作、休息之所。当时的“桂园”既是毛泽东在重庆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说张治中“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事”。《双十协定》之后，张治中又接连参加了停战谈判，军事三人小组，东北停战协定，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和平谈判，其中他和马歇尔、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进行的整军方案的签订，则是他参加和谈的第二个高峰。可惜的是，两次和谈的成果终因国民党撕毁协议，而宣告失败。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战事节节失利的时候，又想“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再到延安，却为中共所拒绝。张治中没去成延安，最后却到了北平。而此时的中国时局更是变幻莫测，国共两党的地位已然彻底对调，立场陡易。张治中又一次站在历史最前沿。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成员包括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等组成的代表团飞抵北平。
周恩来：不能对不起你
北平和谈主要的会议都在中南海勤政殿进行，过程异常艰苦，国共两党代表就《国内和平协定》的措辞展开了多轮激辩，至4月15日才最终达成协议。但是，南京政府在看到协定全文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深感被背叛的蒋介石看后更是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随后，国民党将张治中永远开除出国民党。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作战。南京政府催促张治中等留京谈判代表立即返宁。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成为困扰张治中的一大难题。其实，当时留在北平的谈判成员大多都希望能留下来，邵力子等早在抵平时就把家人接了过来。但对张治中来说，尽管他知道返回南京的下场不是被暗杀就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杀、张学良被软禁等都逃不出这个宿命，但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还是让他坚持回去“覆命”。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齐劝张治中不能回去，张治中还是不为所动。关键时刻，周恩来恳切地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在劝说的同时，周恩来也秘密地把张治中家人接到北平。到了4月23日，南京方面果然派专机飞到北平，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得力，竟然把张治中的家属接到北平。张治中此后再也不好意思说出“覆命”的话了。说起这段经历，张一纯说，1949年4月17日，全家人从南京启程，19日到达上海。“我们被一个地下党告知，无论如何不要离开上海，等我父亲回来。22日，代表团部分成员从北平到上海。周总理在电话中交代得很清楚，说飞机不能停在平时的机场大楼前，要停在跑道的另一端。就这样，我、母亲、妹妹就被接到北平，周总理和父亲在机场接我。”
而张治中在被开除出国民党后，身心倍感煎熬。他在《七十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确实是一种传统的‘士大夫道德’观念紧紧束缚著我……”但他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以国民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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