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中共建政60周年，天安门广场有大阅兵。笔者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曾看过陈凯歌的电影《大阅兵》（张艺谋摄影）。那时陈、张二人仍是带点反建制意味的新一代电影人。电影《大阅兵》讲的是军人为参加1984年的阅兵，所受的地狱式的训练，包括发烧40度仍要受训，母亲病故也不能回家，双腿红肿仍要奔跑等等非人操练，只为了经过天安门一齐迈步、一齐甩臂、一起高呼的一秒钟。由苏联开始、中共依随的「国庆」阅兵，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民无法想像的事。「国庆」不是国家的生日吗？正常人过生日不都是吃蛋糕、送礼物鲜花的吗？拿出西瓜刀、铁尺、手枪来炫耀，恐怕只有黑帮过生日才会如此。以阅兵来过「国庆」，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对暴力的崇拜，对国家是合法暴力机器这种观念的认同。这不是「人民共和国」，而是「军国」。在国家生日时炫耀武力，不惜採取种种扰民措施，正足以说明这国家究竟是「以民为本」，还是以暴力为本。这几天，我们会每天不止一次地听到萤幕播「国歌」。儘管已听得耳朵起茧，但笔者仍对其中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深有感触。庆典前在北京的严加戒备，驱逐访民，严查进入北京车辆，而且据称今天起，北京二环路以内的酒店实施戒严……。这一切，都证明确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对这句歌词有感触，还因为两个月前中国作家沙叶新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沙叶新在1979年写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是文革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这个戏掀起轩然大波，最后遭到禁演。但实际上，所揭露的腐败，不过是干部要求换大一点的房子，并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这些小特权而已。与后来的发展相比，那些特权只是小菜一碟。其后在1985年，沙叶新当了八年的官──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社会种种发展，使他担心再干下去不知自己会不会也变成贪官。于是他坚决辞职。由于写过被禁的揭露特权的戏，又有当官经验，眼看腐败现象在大陆蔓延，他以「忧国如家」的勇气，准备三年，写了三个月，写下这篇《「腐败」文化》。在这篇长近二万字的文章中，沙叶新总结出中国官员贪污腐败的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黑帮化，贪官品性的低下、肮髒。其中最震撼的揭露，是买卖官位的「市场化」。他列出湖南郴州贩卖「乌纱帽」的市场价格，从县委书记、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的200万，到县检察长、县政府办主任的20万，一一列出。而乌纱帽收入也由郴州市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按比例分配。卖官者固然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变贪官，他们必以数倍或数十倍的利润赚回买官的投资。这种腐败的市场化，实际上等于半合法化、半公开，并成为体制的一部份了。沙叶新的结论是：腐败是这个政权执政的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都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反腐』。」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方平衡被打破，老百姓走投无路，群体抗争事件越来越多。沙叶新在江西「红色根据地」赣州城外，就亲耳听到一个摊贩愤愤地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民众对陈胜吴广的盼望，使中共更觉暴力统治的必要。因此，大阅兵最大的意义不是对外而是对内炫耀武力。我们都不希望出现陈胜吴广，不希望以暴易暴，因此期盼中共能进行政治改革：开创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保障公民权利。但至今未看到中共有政改之意。诚如沙叶新所说，「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于是他的结论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甚麽不仅是政权，而且是中华民族呢？因为，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行为准则，成为生活方式，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部份，成为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怎麽不是民族的最危险时候呢？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来自外强入侵，而是来自专权政治与民族自身的内耗。这是令人痛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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