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和印度同事聊天，他们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对印度有什么样的印象。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对印度的印象是非常杂乱的，有非常美好的经历，也有非常糟糕的感觉，但始终是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变化快速、多样纷杂的大国。我只能回答，你们国家的多样性。再往下，我会说，你们有着“看得见的贫困” （VISIBLE POVERTY）。我想，这也是所有第一次来印度的外国人的第一印象。
在几乎所有城市里，你都能看到大片的贫民窟。塑料布、废纸板、铁皮、竹子等是这些贫民窟搭建的原料。它们或者位于城市的边缘，或者盘踞在城市的中心。白天你会看到许多的妇女和孩子，晚上那里灯光昏暗。在大城市里，你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乞丐。首都新德里的乞丐数量达到6万人。以至有人提出，为了印度的面子，要在明年的英联邦运动会之前对他们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在广大的农村里，满眼都是低矮的草房和土坯房。许多家庭每天的许多时间要花在去距离很远的地方打水。面对自然灾害，这些农村家庭是非常脆弱的。在最近发生的洪灾中，单卡纳达卡邦和安德拉邦就有1000多万人无家可归。而今年的严重旱灾给靠天吃饭的农民以重大打击，也导致了一些农民因为歉收无法偿还高利贷而自杀。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4年，印度有15万农民因为无法偿债自杀。而目前，每年平均有1000人自杀。
翻开报纸，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和贫困有关的报道。这一方面说明了印度言论的自由，另一方面过多的社会灾难也为遵循“人咬狗是新闻”逻辑的报纸提供了众多的素材。以至于我的房东太太说她从来不看报纸，因为看了以后心情压抑。
在最近结束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外长克里斯纳表示，印度将继续面对严峻的发展挑战，消除贫困依然是国家的首要任务。他说，在印度还有近两亿人生活在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美元和卢比的比率是1：44.9），大约5亿人还无法享受到现代的能源（我想应该是电吧）。
最近一个叫“拯救孩子”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印度每天有40万新生儿在出生后24小时内死亡，这个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研究报告指出，虽然过去10年来印度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印度儿童的夭折率依然高于其邻国孟加拉（每千人有72个）。每年有200万不足五岁的儿童死亡（每15秒一个），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出生后一个月夭折的。这也是世界最高比例。此外，世界上1/3的营养不良儿童生活在印度。印度全国46%的三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超过2/3的新生儿在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夭折，其中90%的孩子死于非常容易防治的疾病，比如痢疾、肺炎。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印度各邦的情况不同，比如共产党执政的喀拉拉邦的新生儿成活率就最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只要建立起低成本、普遍覆盖的医疗干预体系就可以了，但是印度的公共医疗支出很低，在175个国家中位列第171位。印度政府承诺要在2015年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四项----将五岁以下儿童夭折率降低到2/3。但是根据目前的趋势，印度到2020年也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关于印度贫困长期存在的原因，有许多研究。主要原因被归结为：英国人的长期统治；对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高度依赖；人口的高增长率；高文盲率（成年人大约有 35%的文盲）；地区不平等；社会结构（包括种姓制度、妇女地位）1991年之前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等。任何贫困都不是朝夕而成的，都是历史累积的结果。其中有制度原因、文化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以及社会心理原因。
现在许多人在比较中印两国的时候，都谈到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明显优势。显然，这也是印度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中国人常说的话是，要想富，先修路。修桥铺路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对于各级政府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这对一个规模小、地理条件不复杂的国家来说，并不是个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良好的交通设施至关重要。它为整个社会的物质、人员、信息的流动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每一个来过印度的人都会为印度交通设施的落后叹服。即便是号称世界上里程最长的印度铁路系统（印度铁路系统的雇员超过100万），其运输效率也非常低。不仅火车车速慢，而且晚点现象是常有的。而公路交通的发展更是缓慢。这些年来，印度政府加强了公路建设，但是各邦的发展也极为不平衡。
有研究显示，从印度向荷兰运输葡萄的时间是从智利向荷兰运输的3倍，而智利与荷兰的距离是印度与荷兰距离的两倍。印度的运输成本平均要比其他国家低 20-30%。事实的确如此。印度盛产水果，但是你很难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外地水果。比如在班加罗尔，你可以买到著名的克什米尔苹果，但是价格是所有水果中最贵的，每公斤120卢比（大约相当于15元人民币）。当7月份我们在艾哈麦达巴德旅行的时候，看到街上的水果摊上在卖菠萝蜜，但没有一个摊位上的菠萝蜜是新鲜的。
建国以来，印度政府一直采取各种措施来消除贫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依然难以克服这个顽疾。我自己的看法是，根本原因是印度独立后并没有彻底消除原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体制。土地制度和种姓制度是这种高度不平等体制的代表。在广大农村地区，这尤其突出。主要贫困人口都来自没有土地的低种姓阶层。没有土地，他们就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种姓制度的存在又阻挡了这些人获得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
在没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前提下，印度政府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措施是：在宪法上给与这些贫困阶层特殊的地位。“表列种姓”（SC）、“表列部落” (ST)，“其他落后阶层”（OBC）以及妇女先后在宪法中被赋予了“保留”地位。即在所有公共职位、教育等领域给与这些群体相应比例的保留席位。比如宪法规定要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22.%的席位，1990年又为新划分出的OBC在中央政府中保留 27%的位置，在地方政府的盘查亚特中要为妇女保留50%的席位。当然，这种保留席位的措施受到了高种姓或“先进种姓”的反对。在OBC被划分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举行过抗议活动。
尽管有这样的“保留”制度，但是由于这些贫困阶层的起点低，他们也很难一下子填满宪法规定的席位。比如表列部落和表列种姓直到1995年才达到宪法规定的保留比例。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阶层的人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即便能够进入公共领域，也很容易被其他阶层操纵。这也是目前印度农村盘查亚特制度面临的巨大问题。
除了这种“保留”制度外，印度政府还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BPL），根据标准，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低价食品以及其他福利。这些食品包括大米、糖等。但遗憾的是，如何确认这样的家庭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由于获得这样的资格就能够获得很大的福利，所以一些富裕的家庭也利用各种关系获得这个资格。而一些政治家则把派发这种资格作为巩固选票的重要手段，一些官僚也把它作为谋取私利的条件。
我对这种保留制度的作用持保留态度。在我看来，虽然这种制度规定在宪法层次上体现出了公平性，为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进入公共生活的制度渠道，但是也给这些贫困群体设定了固定的身份。这不仅向社会表明了他们的特殊性，使他们一直与社会其他成员保持距离，也给了他们以及整个社会一定的心理暗示，使人们把这种不平等常态化。这对于形成一种平等的社会气氛并不利。
印度国内也有人对这种保留制度提出异议。最近在斋普尔，针对拉贾斯坦邦政府为不同种姓提供单独的学生宿舍，就有人批评说这会进一步加强不同种姓之间的相互不认同，也会为一些政治家利用种姓之间的关系作文章提供条件。已经发现，在选举期间，这些学生聚集的宿舍是政治家们争夺的重要票仓，并且投入了大量金钱。有专家指出，这种不同种姓学生单独居住的措施会鼓励种姓制度的继续存在。
也许正是这种分割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加深了本来就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看得见的贫困背后，是看得见的制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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