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由于校园霸凌事件时有所闻，台湾教育部于今（2020）年7月修订《校园霸凌防制准则》，将校园霸凌从“学生对学生”，范围扩大为“校长、教职员工、学生对学生”，近日又下发《校园生活问卷调查普测》，台湾“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全教总）批评，这样的问卷恐成学生斗争老师的工具，要求台教育部立即停止这样的问卷调查。
2020年10月6日，台“全教总”召开“校园生活问卷捕风捉影，教师成箭靶”记者会，批评台教育部下发的校园生活问卷，恐成为学生斗争老师的工具。左为台“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右为副秘书长李雅菁。（许陈品／）
当地时间10月6日上午，台“全教总”召开“校园生活问卷捕风捉影，教师成箭靶”记者会，“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指出，《校园生活问卷调查普测》是每年4月（记名）和10月（不记名）都会进行，然而问卷中却出现管教与霸凌之间的模糊地带，例如问卷称“老师曾经教唆其他同学对我进行欺负行为”（师生互动评估第4题）、“我曾经被老师用尖酸刻薄的语气对待或被老师嘲笑”（ 师生互动评估第11题）、“我曾经被老师在公开场合大声羞辱，例如：被说表现不好而让学校丢脸”（ 师生互动评估第13题）。实际上，教学现场的教师偶尔会用训诫的语气告诉学生，希望学生改正不做作业、上课不专心等行为，但很有可能被学生解读为语带威胁或恐吓。倘若学生错解教师的善意，那么正当管教、训诫很可能成为“校园霸凌”。
其次，由于问卷是依据《校园霸凌防制准则》施测，上面写着“教育部希望通过您的作答，让我们了解您或同学所遭遇的困难，并尽速协助您解决问题”，加上4月份问卷又是记名问卷，等于一旦出现“校园霸凌”现象，学校就必须上报到地方县市教育局或台教育部，不仅教师随即会遭到行政立案调查，该问卷极有可能成为学生打击报复老师的工具与渠道，易使老师陷于莫名其妙的恐怖氛围中，不利于发展正常的校园风气。对学校方面来说，到底要不要就个别学生问卷内容进一步立案调查，也恐怕会陷于两难，因为这样的问卷填答算不算是举报？亦或认定学校知悉“霸凌事件”？都会成为学校的困扰。
侯俊良又批评，新修订的《校园霸凌防制准则》明明就定义为“校长、学校职工、学生对学生”的霸凌，但问卷内容只针对“学生对学生”、“老师对学生”，校长、职工完全不在问卷内，彷佛只有教师会对学生“霸凌”，校长等行政人员都排除在外。对于老师的信任打击，又再记上一笔。侯俊良强调，《校园霸凌防制准则》不应将“老师对学生”置入其中，否则该问卷内容将变成学生斗争老师的工具，操作不慎也会变相鼓励学生当告密者，而教师则成为打击目标，学校变成了东厂，而老师将处在“文字狱”的氛围中。因此，台“全教总”呼吁台校育部悬崖勒马，立刻停止这样的问卷调查。
https://live.staticflickr.com/65535/50425709668_2b5af88f22.jpg在台“全教总”于2020年10月6日召开的“校园生活问卷捕风捉影，教师成箭靶”记者会上，“全教总”副秘书长李雅菁认为，要解决校园霸凌，建立一个师生高度信任的校园环境是先决条件。（许陈品／）
台“全教总”副秘书长李雅菁表示，要解决校园霸凌，首先要建立一个师生高度信任的校园环境，只有当学生相信老师可以解决其遭到霸凌的问题时，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如今台教育部下发的问卷，却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效果，反而会制造师生间的不信任感，例如在问卷第二部分—校园生活现况，行文描述中将正面选项，例如“当我表现不如预期时，老师会主动协助且安慰我”（师生互动评估第9题）、“老师会跟我讨论什么是良好的表现，以及如何能够做到”（师生互动评估第12题）等，与其他负面选项参杂在一起，易使学生怀疑该问卷填答的有效性。
其次，问卷对霸凌行为的描述各式各样、不胜枚举，但《校园霸凌防制准则》定义的霸凌行为是：指个人或集体持续以言语、文字、图画、符号、肢体动作、电子通讯、网际网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对他人故意为贬抑、排挤、欺负、骚扰或戏弄等行为，使他人处于具有敌意或不友善环境，产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财产上之损害，或影响正常学习活动之进行。
台教育部，《校园生活问卷调查表》问卷与《校园霸凌防制准则》不尽相同，难以一一对应，都会造成认定霸凌行为上的困难。此外，部分特殊学生（如重度自闭症）无法清楚地用言语表达自身遭遇，也不能顺利进行阅读，该问卷施测对于根本无效，故难以避免其在校园内遭到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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