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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打黑为了党 俗吏只想混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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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全国的重庆打黑风暴,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历经四个月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硕果累累,影响巨大。为此重庆打黑之举,一直成为新闻媒体跟踪报道的焦点,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公安部长孟建柱提出:“对黑恶势力要一打到底,对保护伞要一查到底。”重庆打黑引起连锁反应,全国相关的省市正在有步骤地部署本地区的打黑斗争。

截至10月28日为止,重庆打黑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纷纷通过检举揭发、举报等方式,参与到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重庆市公安局“涉黑涉恶”犯罪举报中心共接到群众举报线索25187条,其中80%都是实名举报,共抓获涉黑涉恶及其他犯罪人员2954人,检察机关批捕814人,扣押涉案资产17.43亿元,黑社会组织头目全部落网,160名骨干成员全部缉捕归案。

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说,“打黑除恶”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常抓不懈,“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全力攻坚克难,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力争在春节前将全部重点‘涉黑涉恶’案件审结”。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意识社会治安环境得到改善;二是为重庆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一大批社会矛盾得到化解;四是有利地促进了反腐败斗争。

这次首发于重庆的打黑风暴,全国人民为之叫好。从重庆市暴露的黑社会问题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警示和思考,反思中的启示有以下五点:

一、改革开放30年后黑社会为什么会沉渣泛起。

今年是新中国诞辰6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社会在当局的大力打击下,短短几年间,即基本上消失无踪。之后30年,政府对于社会的不同阶层、各个领域都维持高度的控制,利益分配也比较简单,黑社会没有什么土壤。改革开放后30年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出现松动,个性自由解放的同事,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出现分化,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方式也更为多元。在一些政府无法完全控制、法制无法发挥效力的灰色地带,难以按照正规渠道获得利益,就容易成为黑社会滋生的温床。由此看见,黑社会在旧中国暴虐横行;新中国创立之后,被无产阶级专政打击一空;改革开放后又沉渣泛起,由此凸显了我国加大法治力度,从人治走向法治,实现以法治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黑社会问题的普遍性和危害性。

重庆高调打黑,中国却不是重庆独黑。从重庆暴露的问题看,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它暴露了我国法治的漏洞和管理体制上的深层次问题。中国目前的官方词汇并不承认黑社会的存在,对于涉黑的指控和处罚,都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一罪名。但是,现在的涉黑组织未必如以前的黑社会一样,具备严密的组织章程,并成为带有资质性质的“社会”,而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存在,涉及走私、人口贩卖、色情、赌博等高风险的暴利领域,甚至介入正常经济活动,“漂白”上岸,成为社会安全指数的最大威胁。

从重庆打黑审黑的初步案情来看,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黑社会”绝不是文艺作品中凭借侠义行走江湖的简单浪漫,或是香港电影中古惑仔浪迹街头、江湖义气的豪情万丈,而是在巨大利益驱动下,官商黑三结合,攫取社会财富、破坏公平正义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重庆的打黑行动之所以轰动,是因为除了暴露出黑帮打杀的社会治安问题之外,一批包括亿万富豪、人大代表在内的黑恶势力头目相继落网,甚至包括原本属于国家专政机关的原司法局局长也成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重庆的官商黑三角网络,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官商黑结为一体后,在社会潜滋暗长,直接可见者是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幕后则是权钱交易、纸醉金迷。对于正在努力克服腐败毒瘤的政府和政法机关来说,这无疑具有宏观层面的深刻警醒。

世界从西方到东方都不难看出,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我国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不注重打黑除恶问题,这带有某种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性。坚持打黑除恶不动摇,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产党执政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挑战。

三、社会打黑要与党内反腐联合作战。

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里,万能强势的大政府官员掌控着行政审批和配置资源的巨大权力,容易诱发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产生“官商一体化,警匪一条龙”的社会怪胎。从本质上讲,黑社会以金钱作为维持基础,为利益铤而走险,具有向经济领域扩张的本能。中国社会的政治化程度很高,黑势力必然谋求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因此,中国打击黑恶势力于权利体制内反腐就具备了密切关联。从历史的角度看,黑社会难免与商界、政界有所瓜葛,而当黑势力达致最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会最为动摇,官场最为腐败之时。

“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力求取生存,这涉及到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

党风清才能民风正。黑社会的泛滥与党内腐败问题遥相呼应,沉瀣一气。黑社会存在的根基是官、商、黑三者勾结形成的三角结构。对执政党来说,要坚持党外打黑与党内反腐相结合,两条阵线联合作战,才能从治标走向治本。政府机关要转变职能,加强权力监管,解决官商结合问题;政法机关要制衡权利,提高素质,解决警匪结合问题。力求彻底消弱或根治黑社会现象。

四、注重建立一个打黑除恶的长效机制。

重庆这次打黑从6月份开始到年末结束,历时半年时间,战果颇丰,基本上一网打尽,但重庆的打黑绝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重庆市曾于2001年、2006年开展了2次打黑除恶的斗争,2009年是第三次。黑社会屡打不止,今后还能否旧病复发,是百姓目前最为担心的重要问题。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反复出现的问题要在规律上找原因,大面积出现的问题要在制度上找原因。这“两找”对打黑斗争都有启示性和指导意义。打黑不能只靠严打,搞刮风式的专项斗争。而应贵在建一个打黑除恶的长效机制,建设平安社会。

对重庆打黑的胜利成果,在举国欢呼之后需要举国反思:着眼于查寻滋生黑社会的土壤和条件,着重于挖掘和铲除黑社会的体制性根源和基础,着力于构建打黑除恶的长效机制,构架政府机关、政法机关、社会力量三合一的打黑体系,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提高全党执政能力。

我党过去学原苏联领导计划经济轻车熟路,现在领导市场经济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考验。我们现在一方面在分享市场机制给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喜悦,同时另一方面要冷静地分析和面对市场经济给执政党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这好比是新中国60年后的第二次进京赶考。

曾记得1949年党中央由西柏坡搬进北京,毛主席称之为进京赶考,这是第一次。

这次称为第二次赶考有三大考题需要面试和应对:

一是向市场转轨后加剧两级分化的矛盾如何面对和解决?这涉及社会稳定之大局。答案是加强分配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力求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二是改革开放后黑恶势力大面积滋生泛滥如何面对和解决?这涉及到国泰民安之大局。答案是加大依法治国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

三是政府强权领导的市场经济,官商结合的腐败问题如何面对和解决?这涉及到党的生死存亡之大局。答案是政府转变职能,减少审批和管制,党内加大反腐败力度,用党风促民风

以上三大难题与三个大局相互联系,互为倚角。我们轻视不得,回避不得。必须认真面对和回答。这涉及到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相信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新精神的指引,我们全党上下会很好地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为第二次赶考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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