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读到一篇悼念资深文化人沈昌文先生的文章，题目是《读书有禁区，国家应检讨》。作者“白话”先生就引用了刘老的这句话，并在文章的结尾处推理说：这让我联想到，世上的道理，相辅相成的不少。既然一个国家的大学校训里没有“自由”二字，那么，这个国家给读书设立禁区也就自然而然，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了。
刘老说的是事实，且因果关系明确。由于教育缺失自由，中国大陆3000来所大学的校训中，还真就没有“自由”二字。我的母校北航和人大的校训中，都没有。不仅如此，我愿斗胆断言：中国大陆近10万所中学和近17万所小学的校训（如果有校训的话）中，又何尝有“自由”二字呢？不用说，我的母校慧日小学和常熟市中的校训中，肯定都没有。
“白话”先生通过联想，把刘老“没有一所学校的校训中有‘自由’二字”作为“因”来进行推理，他得出的“果”用在中国大陆身上，我认为完全站得住脚。但是，若要推而广之，则需谨慎行事。
因为从逻辑上说，没有一所学校的校训中有“自由”二字，只是很可能与该国或该地区教育缺失自由相对应，但不见得一定是这样。试举台湾为例。台湾有170多所大学，其中绝大多数设置了校训。但总览台湾各大学的办学理念，没有一所学校的校训中有“自由”二字。例如，台湾大学的校训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一校训是台大校长傅斯年于1949年提出，于1950年正式订定的。应当说，这一事实与1987年前，台湾处于威权专制时代因而教育缺失自由相对应。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表明，1987年成功启动民主转型后直至当下的台湾，教育依旧缺失自由；更不意味着台湾至今还会自然而然，甚至“顺理成章”地给读书设立禁区。不知“白话”先生以为然否？
台湾各大学的校训中至今没有“自由”二字，应有多种原因。我推测的两种可能原因是：一是滞后效应，人们还没想要动手修订校训以匹配时代变迁；二是大家觉得算了，不必改了，赋予新意就行了。
从逻辑上说，关于校训与教育缺失自由的关系，我认为还不应排除另一种可能的情形，那就是：即便一个国家某些学校的校训中有了“自由”二字，但教育依然缺失自由。
不妨设想一下，2012年成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了“自由”之后，倘若中国大陆果有若干所大学奉命修改校训，将“自由”二字放进去了，难道就意味着要开始告别教育缺失自由了吗？难道中国的教育就会如刘道玉先生所希冀的那样，有望“打破禁区，确立自由教育的理念”了吗？难道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唐云老师，就不会被以“发表不当言论”为名而撤销教师资格并做降级处理了吗？……
未必。真的未必。
仅仅挂在墙上的“自由”，是失魂的，干枯的，甚至是讥讽的。
自由是个好东西，应当成为国人灵魂的底色，生命的底色。
我想，正是因为这个道理，重庆的唐云先生在推介唐门美酒的同时，更在呼唤和寻觅自由的灵魂——天然携带，虽经洗脑而幸存，或经开悟而复归的自由之魂。
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唐云先生由衷地赞誉作家方方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荣耀。
然而，不知是不是因为，时代的好几粒灰接连落在方方头上她居然都生扛了，都没能把她硬埋或软埋，故唐云先生叹曰：方方之后再无方方，信耶？
或许是我生性比较乐观，我认为，在当代中国这片土地上，虽然许多人把见贤思齐视为畏途，但还是会有人起而行之的。这些人不只是心中敬佩方方，而且会毅然拿起笔来，像方方在获奖感言中说的那样：关注世道，记录和怜惜裹挟在历史潮流中无辜的人，关注他们的被迫和无奈，关注他们的痛苦和悲伤（时值庚子岁末的数天前，方方的作品《软埋》获颁2020年度法国埃米尔·吉美亚洲文学奖）。
因此，我相信：方方之后还有方方。
2021年1月29日 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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