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谐程度与实体经济的景气度密切相关。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关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环境持续恶化
“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不仅是民本社会的基本主张,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7.8%的经济增速为社会的持续就业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据统计,1978―2006年,我国城镇平均就业增长率为4.01%。尽管如此,就业增长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下降已是一个基本事实。有专家估算,2001―2010年,中国的就业缺口将达到7837万个。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下,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了8%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也表明,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6.1%,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虽然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但就业压力仍然较大,仅高校毕业生在2009年就需要约710多万个岗位。如果再考虑就业需求较大的农民工群体,就业形势难言乐观,并可能影响政府提出的以内需促进经济、以经济促就业的经济发展目标。
(二)企业营商环境继续恶化,裁员减薪冲动仍然存在
简单而言,企业的营商环境就是企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其基本的组成部分。以经济环境为例,在内需疲软和外需减少的双重夹击下,企业的资金环境急剧恶化,流动性极为紧张,尤其是沿海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尤为明显,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也表明,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出口减速收窄,但今年一季度的出口总额仍然下降了19.7%。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提出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仅一季度新增贷款就达到了4.58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5.5%。但是承担中国就业总量70%的中小企业却仍然面临流动性的严重不足,很难获得企业发展的经营资金。
所以,对企业而言,尽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但在生存与责任面前,生存无疑更为紧迫。可以预计的是,尽管在政府倡导下,许多企业作出了 “三不承诺”(不裁员、不减薪、不减福利),但如果政府没有后续的跟进措施,这些承诺可能成为一句空话。事实上,即使已经发出承诺的一些企业,也已经采取了一些变相的手段实施裁员或者减薪,而最近发生的沃尔玛在“架构优化”中的管理行为,已经被社会解读为变相裁员。如果这一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引导和抑制,可能的“蝴蝶效应”将会出现,这对本就脆弱的就业形势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潜在劳资冲突可能大幅上升,并不断累积社会风险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下,资本逃匿、裁员减薪尽管不是普遍的现象,但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却很严重。以媒体报道的东莞“合俊玩具厂”的倒闭为例,企业主一夜之间蒸发,而近8000名员工的生计马上面临问题。基于维护员工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企业所在地的樟木头政府不得不拿出2400万元的财政资金给予先行解决。但是,如果上述现象成为一种趋势的话,政府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可能会对职工权益承担起无限责任。因此,必须改变那种“临时性、应急性”的做法,在社会层面建立较为系统和完善的类似劳动关系危机处理机制,最大限度地抑制劳动领域的风险向社会扩散,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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